《史通·書誌》篇對曆代正史中的《書》《誌》提出許多批評，其中如批評《漢書·五行誌》、《宋書·符瑞誌》等有許多很好的見解。但就《書誌》篇的總的論點來看，可議之處甚多。例如，他批評《漢書·天文誌》：“誌無漢事而隸入《漢書》，尋篇考限，睹其乖越者矣。”他批評《漢書·藝文誌》：“夫古之所製，我有何力，而班漢定其流別，編為《藝文誌》。”他批評《魏書·釋老誌》：“徒以不急為務，曾何足雲。”他批評《隋書》中的天文、經籍二誌尤為激烈：“廣包眾作，勒成二誌，騁其繁富，百倍前修。非唯循覆車而重軌，亦複加闊眉而半額者矣。”等等。這些批評，不盡合情合理，後人多有非議。
在劉知幾看來，以往正史諸誌，實不足取。他說：“曆觀眾史，諸誌列名，或前略而後詳，或古無而今有。雖遞補所闕，各自以為工，榷而論之，皆未得其最。”如何才能“得其最”呢？劉知幾認為：“蓋可以為誌者，其道有三焉：一曰都邑誌，二曰氏族誌，三曰方物誌”；此三者，“實為誌者所宜先，而諸史竟無其錄”。綜觀劉知幾對《書》《誌》的見解，有兩點認識是極突出的：一是以往書誌，“皆未得其最”，沒有抓住主要論題；二是都邑、氏族、方物三誌“實為誌者所宜先”，應首先論列。按劉知幾的意見，將都邑等三誌列入書誌，不是沒有道理的，但若據此而得出上述兩點認識，這就未免過分地貶低了古人，而又過分地抬高了自己。因此，從總的方麵來看，劉知幾此論，殊為未安。
第一，以往諸誌，如天文、地理、食貨、職官、刑法、藝文等，都是史家選擇自然和社會中與人類生活有密切關係的重大問題而作，其重要性往往不在都邑等三誌之下。其中，有的是人類認識和利用自然的記錄及經驗，有的是人類經濟生活、政治關係、文化創造方麵的反映。即便如《魏書·釋老誌》，也決不像劉知幾所批評的那樣，是“徒以不急為務”。須知，《釋老誌》在反映那個時期統治階級的精神、思想和整個社會風貌來說，乃是《魏書》中的精華之一。劉知幾輕易地抹殺以往正史諸誌的成就，是很不妥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