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知幾首倡才、學、識為“史才三長”之說。《史通》一書以論說史書體例著稱，其中許多見解證明劉知幾是一位頗具史識的史家。然而，劉知幾從名實和體例的標準出發，對司馬遷所著《史記》中的《項羽本紀》和《陳涉世家》大加撻伐，批評太史公“名實無準”、“再三乖謬”，恰恰證明劉知幾在這個問題上拘泥於名實和體例，而在史識上落後於太史公。
《史通·本紀》篇說：“紀者，綱紀庶品，網羅萬物。考篇目之大者，莫過於此乎！”“紀之為體，猶《春秋》之經，係日月以成歲時，書君上以顯國統”；“紀者，既以編年為主，唯敘天子一人”。《列傳》篇雲：“紀者，編年”；“編年者，曆帝王之歲月”。劉知幾反複強調了本紀是紀天子、君上、帝王的歲月、行事，是史書篇目中最崇高的。他從這個認識出發批評司馬遷為項羽立紀：
項羽僭盜而死，未得成君……安得諱其名字，呼之曰王者乎？春秋吳、越僭擬，書如列國。假使羽竊帝名，正可抑同群盜，況其名曰“西楚”，號止“霸王”者乎？霸王者，即當時諸侯。諸侯而稱本紀，求名責實，再三乖謬。[30]
在劉知幾看來，項羽充其量隻算得上個諸侯，根據名實與體例的要求，應入於世家才是。在《列傳》篇進而寫道：“如項王宜傳，而以本紀為名，非惟羽之僭盜，不可同於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一言以蔽之，羽入於傳，如班固《漢書》者然，是最允當不過的了。
劉知幾此論，乍看起來，似頗“有理”，因為他是用“求名責實”的辦法來評定史書的體例的。然而，問題就在這裏，隻要稍一推敲，就可看出劉知幾在史識方麵是有明顯的弱點的。司馬遷為項羽作本紀，是從“通古今之變”這一總的指導思想出發，以尊重曆史發展的事實為前提，這就是：秦亡之後，漢興以前，項羽實際上支配著當時的政治形勢，所謂“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嚐有也”[31]。劉知幾從一般的“名實”觀念出發，不去考察客觀曆史發展的具體形勢，因而無法理解司馬遷的這個做法，並加上“再三乖謬”的評論。在這裏，劉知幾和司馬遷的分歧是十分清楚的：劉知幾堅持的是倫理觀點，司馬遷堅持的是曆史觀點；劉知幾要求客觀曆史應符合他所闡發的史書體例，司馬遷則是努力使他撰寫的《史記》及其各種篇目去符合活生生的客觀曆史。孰是孰非，不是清清楚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