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後說重論議。這是《通典》在曆史編纂上的第三個特點。所謂“論議”，即《通典》所記曆代“群士論議得失”，具體地說，就是“漢魏六朝人文集、奏疏之有裨得失者”以及當朝人的許多言論，當然，也還包括作者本人對一些史事所做的評論。這個特點反映出《通典》在記事、記言的結合上所取得的成功。對此，一般評論《通典》的人都不曾有較多的注意，而章學誠則十分重視，並給予很高的評價。他寫道：
杜氏《通典》為卷二百，而《禮典》乃八門之一，已占百卷。蓋其書本官禮之遺，宜其於禮事加詳也。然敘典章製度，不異諸史之文，而禮文疑似或事變參差，博士經生，折中詳議，或取裁而徑行，或中格而未用，入於正文則繁複難勝，削而去之則事理未備，杜氏並為采輯其文，附著《禮門》之後，凡二十餘卷，可謂窮天地之際而通古今之變者矣。史遷之書，蓋於《秦紀》之後，存錄秦史原文，惜其義例未廣，後人亦不複踵行。斯並記言記事之窮，別有變通之法，後之君子，所宜參取者也。[69]
這裏，章學誠以《禮典》為例，評論了杜佑對曆代博士經生的論議在編纂上的處理，認為這是一種記言、記事的“變通之法”，並且收到了“窮天地之際而通古今之變”的效果。章學誠舉出《禮典》為例來說明《通典》在曆史編纂上的這一特點，至少有兩個原因：一是《禮典》中的論議篇幅集中，分量最大，共有二十餘卷，處於引人注目的地位；二是《禮典》占《通典》全書半數，舉此一門，可窺全書。
《通典》的重論議，在具體表述上有三種不同的形式：一是在有關卷後集中記述“群士論議”；二是在同卷正文中，記製度沿革與錄“群士論議”雜而有之；三是在同一卷中，以正文記製度沿革，而多以注文錄“群士論議”，附於有關的正文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