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說主會通。《通典》主要取材於曆代正史書誌，它跟後者最大的區別是：《史記》以下曆代正史書誌大多隻記一代或數代典製，屬於典章製度的朝代史；而《通典》則將曆代正史書誌融會貫通，撰成一書，成為典章製度的通史。
自班彪、班固父子著《漢書》至杜佑《通典》問世以前，六七百年間，史學有了很大發展。從曆史編纂上看，這個發展主要表現在一個個朝代史的著述取得了很大成就，劉知幾《史通·古今正史》篇對此作了總結。可是，這期間的通史著作，幾乎沒有取得什麽進展。
《通典》的問世，打破了通史撰述上的沉寂局麵。從班固到杜佑，在關於通史撰述問題上，是沿著一條否定之否定的道路發展下來的。所謂“否定之否定”，並不是完全回到原來的道路上去，它應包含著發展和前進。《通典》作為典章製度的通史，它繼承了《史記》等通史之“通”的傳統，而在內容上和形式上又都有新發展，開創了中國古代史學史上通史撰述的新格局。關於這一點，章學誠是看得很重的。他說：
梁武帝以遷、固而下，斷代為書，於是上起三皇，下訖梁代，撰為《通史》一編，欲以包羅眾史。史籍標“通”，此濫觴也。嗣是而後，源流漸別：總古今之學術，而紀傳一規乎史遷，鄭樵《通誌》作焉；統前史之書誌，而撰述取法乎官禮，杜佑《通典》作焉；合紀傳之互文，而編次總括乎荀、袁，司馬光《資治通鑒》作焉；匯公私之述作，而銓錄略仿乎孔、蕭，裴潾《太和通選》[66]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規，或正編年之的，或以典故為紀綱，或以詞章存文獻，史部之通，於斯為極盛也。[67]
章學誠提出的這四部通史書，唐、宋各占兩部，而以《通典》為最早。他說《通典》“以典故為紀綱”，“統前史之書誌，而撰述取法乎官禮”，這就指出了《通典》在曆史編纂上的主要特點。對這一主要特點，近人梁啟超又作了進一步闡述。他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