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說立分門。這是《通典》在曆史編纂上一個突出的特點。關於這個特點的由來，《舊唐書·杜佑傳》有簡略的說明：“初，開元末，劉秩采經史百家之言，取《周禮》六官所職，撰分門書三十五卷，號曰《政典》，大為時賢稱賞，房琯以為才過劉更生。佑得其書，尋味厥旨，以為條目未盡，因而廣之，加以《開元禮樂》，書成二百卷，號曰《通典》。”所謂“分門”，亦即後人評論《通典》時常常說到的“分類序載”[58]，“每事以類相從”[59]，“搜討類次”、“分門起例”[60]，“撰述取法乎官禮”[61]，等等。從上麵的引文中可以看到，劉秩《政典》是一種“分門書”。而李翰《通典》序說《通典》“凡有八門”，後來杜佑《進〈通典〉表》自稱“書凡九門”。這個事實說明，從“分門”這一特點來看，《通典》無疑是受到《政典》的啟發的。
《通典》的立分門固然會受到《政典》的啟發，但它在更大程度上是受到曆代正史書誌的啟發。換言之，與其說《通典》源於《政典》，毋寧說它源於曆代正史書誌。章學誠說《通典》“統前史之書誌，而撰述取法乎官禮”，好像是分別從內容和體裁來說的：從內容上看，“統前史之書誌”；從體裁上看，“撰述取法乎官禮”。在這個問題上，梁啟超的看法要明確得多，認為《通典》是一部“統括史誌”的撰述，是“史誌著作之一進化”。這個論點，打破了五代以來人們關於《通典》和《政典》之間關係的傳統看法，揭示了《通典》在曆史編纂上的真正淵源[62]。
《通典》源於曆代“正史”書誌並有所發展，這不僅表現在會通方麵的“矯正了‘正史’斷代之不便”，而且表現在分門方麵的因革損益。指出這一點，對認識《通典》在曆史編纂上的成就是有意義的。“正史”中的書、誌，從縱的方麵來看，它是史學家對典章製度史的記述；從橫的方麵來看，它是史學家對當時社會生活中的一些重大方麵的認識和概括。這種認識和概括的廣狹和深淺，往往反映了史學家的見識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