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前所述，《通典》的史論，“說”和“議”占了較多的數量，而“評”也比“論”來得多。在杜佑看來，“說”、“議”、“評”同“論”是不一樣的，否則就沒有必要作這些區別；不僅如此，就是“說”、“議”、“評”三者之間，也有各自的界限，否則也沒有必要作這些區別。那麽，“說”、“議”、“評”三者之間究竟有什麽區別呢？
杜佑在《禮典二·沿革二·吉禮一》的一首“說曰”的文末自注曰：“凡義有經典文字其理深奧者，則於其後說之以發明，皆雲‘說曰’。凡義有先儒各執其理，並有通據而未明者，則議之，皆雲‘議曰’。凡先儒各執其義，所引據理有優劣者，則評之，皆雲‘評曰’。他皆同此。”這一段話，對於理解《通典》史論的含義，理解杜佑的所謂“說”、“議”、“評”的真諦，具有至關重要的意義。從這段引文的本義來看，杜佑所謂“說”、“議”、“評”是屬於三個層次上的史論：說，是闡說“經典”的深奧含義；議，是議先儒的“未明”之義；評，是評“先儒”所據之理的優劣。概括說來，這三個層次就是經典、義、理的區別，故分別用說、議、評表示出來。這裏，除了反映出作者在三者之間所把握的極鮮明分寸感之外，還有對前人思想遺產的極謹慎的態度。
關於“說”。《通典》的“說”，約有十七八首，都分布在《禮典》之中，故其所要闡說的經典的深奧所在，也都是關於禮的製度的。如《禮典五·沿革五·吉禮四》在講到祭社稷之禮時，指出：“王者諸侯所以立社稷者，為萬人求福報功也。人非土不立，非穀不生，不可遍敬，故立社稷而祭焉。”諸說之中，杜佑讚同鄭玄注據《孝經》的說法，認為“社者土地之神，稷者能生五穀之神”。但杜佑又說：“今按，本無正神，人感其功，欲美報之，因以稷名。所以稷名神者，五穀之長故也。”杜佑對祭社稷之禮，作了清晰的和唯物的解說。又如《禮典十六·沿革十六·嘉禮一》在講到冠禮時，杜佑不同意“天子無冠禮”的說法，他引證《大戴禮·公冠》“公冠四加，天子亦四加”的話，證明天子也行冠禮。他進而指出：“自天子至於諸侯，非無冠禮，但因秦焚書，遂同**滅。其周製《士冠禮》頗備，王者時采行焉。”其餘諸“說”，亦多類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