隨著史學的發展以及史學跟社會生活關係的更加密切，人們加強了對於曆史文獻的整理、研究和使用，從而推動了曆史文獻學的進步。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曆史文獻學成長起來了。這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麵：一方麵是史書部類趨於定型，另一方麵是史注取得了巨大成就。史書部類的趨於定型，是史書在數量上迅速發展和種類逐漸增多所致。史注的巨大成就，表明了史學在社會生活中的作用出現了不斷擴大的趨勢。
史書部類趨於定型，一是看它在整個文獻中所占據的地位，二是看它本身內部分類的發展。《漢書·藝文誌》以史書附於“六藝略”《春秋》之後，史書在整個文獻分類中尚無獨立的位置，更不曾有內部的分類。這種情況，在魏晉南北朝隋唐時期不斷發生著變化。
在《漢書·藝文誌》以後，直到《隋書·經籍誌》問世以前，諸家“正史”都沒有藝文、經籍之誌。史書部類的變化、發展，可以從專門的目錄書中加以考察。《隋書·經籍誌二》“簿錄篇”著錄兩晉、宋、齊、梁、陳、隋諸家目錄書十七種（專項目錄不在此數）；《隋誌》失載而見於《新唐書·藝文誌二》“目錄類”的，有南朝宋人殷淳《四部書目序錄》和隋朝王劭《開皇二十年書目》；上述二誌均未著錄，而見於別處記載的、隋以前的目錄書，也還有一些。根據有關文獻對這些目錄書的介紹，大致可以看出史書部類趨於定型的發展情況。
這個時期最早的目錄書是三國時魏國鄭默所著《中經》（亦稱《魏中經簿》）。西晉荀勖在此基礎上著《中經新簿》（亦稱《晉中經簿》），特點是“分為四部，總括群書”。四部，是甲、乙、丙、丁；其丙部書，有史記、舊事、皇覽簿、雜事。它在文獻分類上，已不同於《七略》和《漢書·藝文誌》，這是一大變化。另一大變化，是史書獨立為四部之一，這是史書與其他文獻在分類上的裏程碑。東晉李充著《晉元帝書目》，因荀勖四部之法，“換其乙丙之書”，史書升為第二位，“自是厥後，世相祖述”[1]。自此，史書在文獻整體分類上的位置就確定下來了。南朝宋、齊間人王儉著《七誌》，梁人阮孝緒著《七錄》，以及隋朝許善心著《七林》，都是對文獻作七種分類。《七誌》對於史書分類，沒有多少意義。《七錄》作者阮孝緒因“今眾家記傳，倍於經典”的事實，特“分出眾史，序《記傳錄》為內篇第二”[2]。他說的“內篇”，是指經典、記傳、子兵、文集、技術等五錄；“外篇”，是指佛、道二錄。《七錄》繼承了李充列史書於第二位的分類法，同時又擴大了荀勖對於史書內部分類的範圍，分史書為十二類，是史書分類上的又一裏程碑。《七林》是仿《七錄》而作，它的特點是：“各為總敘，冠於篇首。又於部錄之下，明作者之意，區分其類例焉。”[3]《七錄》和《七林》，在史書分類方法和文獻學思想方麵，為史書分類更加完備和走向定型，做出了重要的貢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