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塞羅和普盧塔克，除了對有關美和藝術的一般理論進行過探討外，還曾分別對詩和音樂進行過探討。
西塞羅本人是一個散文作家，但他從小就愛好詩歌。早在少年時期就撰寫過揚抑格四音步的詩歌《蓬提烏斯·格勞庫斯》。[72]後來又翻譯過希臘西利西亞的索裏的詩人阿拉托斯（創作時期約前315—約前245年）一部有關天文學的六音步說教詩《物象》，現存約六百行。在他的作品中，經常引證荷馬和希臘悲劇詩人的作品，以及引證被公認為羅馬文學之父、敘事詩人恩尼烏斯（前239—前169年）、泰倫斯等早期詩人的作品。更其值得注意的是，盧克萊修的長詩《物性論》，正是作者去世後由西塞羅整理定稿的。由此也足以表明，西塞羅對詩是有高度修養的。
首先，繼承亞裏士多德的傳統，注意到詩和其他文體之間的區別。亞裏士多德認為曆史必須依照史實記載，史學家並無自由創作的餘地，而詩人則可以憑想象進行自由創作。西塞羅大體持相類似的見解，聲稱：“在曆史中判斷一切的標準是真實，而在詩中，標準通常是詩所引起的快感。”[73]這裏表明他注意到詩的娛樂功能。他在另一篇論述中再次提到這一點：“詩若有益，固然最好，否則作為一種正當娛樂”。詩“可陪我們度夜，可伴我們旅行，可供我們消遣”。[74]
其次，肯定詩的教育功能。西塞羅在肯定詩的娛樂功能的同時，更強調詩的教育和政治功能。當古希臘詩人阿基亞斯（約前120—?年）於公元前62年在羅馬被指控冒用羅馬公民權時，西塞羅為之辯護並撰寫了《阿基亞斯辯》。他聲稱：文學的研究是教育的一部分，詩可以宣揚“偉人之殊跡”。由於羅馬人和希臘人一樣崇尚國家的作用，認為國家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一切事項都不可違背國家的利益，國家的利益高於一切。西塞羅認為，詩和演說對於國家是有益的，所以詩人和演說家是國家的組成分子，不是社會的寄生蟲，而詩和演說的最大效用，也就在於它們對國家有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