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女權主義批評中，除了英美和法國兩大派以外，美國的黑人和女同性戀女權主義批評也是一股不可忽視的力量。它們總體上也歸屬於並豐富了女權主義批評，但同白人、異性戀的女權主義批評又顯然不同，正如一位女批評家所說：“白人女權主義批評不能框定和領導黑人女權主義”。[36]而黑人女權主義批評與女同性戀女權主義批評之間，既有不同之處，也有不少共同點，一些重要女權主義批評家如巴巴拉·史密斯和奧吉·勞德就既是黑人又是女同性戀者，而且，兩股力量關係密切，互相影響，“在美國，女同性戀話語所受到的60年代中期的黑人運動的影響與其所受的被女同性戀看作先鋒的婦女運動的影響同樣巨大”。[37]
黑人女權主義批評的崛起，是與黑人婦女遭受到種族和性的雙重壓迫分不開的。黑人婦女一方麵與黑人男性一樣長期受到種族歧視，另一方麵，在黑人圈裏，她們還要受到男性的壓迫。經受雙重壓迫體驗而寫出的黑人女性文學作品，自然與白人和男性的文學有著顯著的區別，但在男權中心社會中，黑人女性文學卻經常受到冷落、漠視或曲解。在這種情況下，“由於黑人女批評家和作家意識到白人男性和女性、黑人男性都在將自己的經驗作為標準而視黑人婦女的經驗為異端，這促成了黑人女權主義批評的誕生”。[38]
巴巴拉·史密斯是黑人女權主義批評最重要的代表之一。她最基本的出發點是“承認黑人婦女創作中性政治與種族政治和黑人婦女本身是不可分離的”[39]，即承認黑人女性文學創作和黑人女性在政治上所受的性和種族雙重壓迫密不可分，強調“批評者應該時刻清醒地認識自己作品的政治含義而且將其與所有黑人婦女的政治狀況聯係起來”，這就把文學批評自覺地同社會政治鬥爭緊緊聯係在一起了，也就把女權批評定位為一種涉及性和種族政治的社會政治批評。其次，史密斯還同許多女權主義批評家一樣，努力尋找、發掘黑人女性創作的傳統。她明確宣稱“必須承認黑人女作家已經形成了一個有其自身特點的文學傳統”，她通過對大量黑人女作家作品的分析，揭示出她們在文體、主題、意象、審美上形成了一些共同的區別於白人、男性作家的特點，如她們作品中常常不約而同出現挖掘植物根莖、挖草藥、念咒祈禱、當接生婆等相似的主題意象，這在包括黑人男性、白人女性作家作品中都很難見到。再次，史密斯還強調女權主義批評家應重視研究自身和黑人女性作家的創作經驗，而不要受白人男性創作標準的束縛，她說：“評論者首先應該了解和分析其他黑人女作家的作品，換句話說，就是她應該從自己本身的經曆出發進行思索和寫作而不是用白人男作家的思想和方法去認識黑人婦女可貴的藝術資料。”[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