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曄的史論，是《後漢書》的精華所在。除了上述前人所做的有關評價外，從今天的認識來看，他在史論中所反映出來的政治、哲學及學術思想，都是十分重要的史學遺產。
首先，他對東漢時期的大治亂得失問題，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論王莽、東漢之際的形勢說：“傳稱‘盛德必百世祀’，孔子曰‘寬則得眾’。夫能得眾心，則百世不忘矣。觀更始之際，劉氏之遺恩餘烈，英雄豈能抗之哉！然則知高祖、孝文之寬仁，結於人心深矣。”[15]從曆史的形勢來看，範曄所論未必中肯，但他提出了“得眾心”“結於人心深矣”對於政治上的成功的極端重要性，無疑是深刻的見解。他論“中興之業，誠艱難也”，認為光武“閉玉門以謝西域之質，卑詞幣以禮匈奴之使”[16]是明智之舉。認為光武吸取西漢初年分封異姓諸侯王的教訓，“鑒前事之違，存矯枉之誌”，僅以少數功臣“與參國議，分均休咎，其餘並優以寬科，完其封祿，莫不終以功名、延慶於後”，也是明智之舉。論末總結說：“祟恩偏授，易啟私溺之失，至公均被，必廣招賢之路，意者不其然乎！”[17]這是把不同的政策上升到理論認識的高度。範曄在《皇後紀》序論中，也還指出了東漢“皇統屢絕，權歸女主，外立者四帝，臨朝者六後，莫不定策維帟，委事父兄，貪孩童以久其政，抑明賢以專其威。任重道悠，利深禍速”[18]的弊端。在《宦者列傳》的序論中，範曄一方麵分析宦官和外戚勾結的原因，另一方麵又分析了宦官得勢的種種不同情況，以及造成“綱紀大亂”“敗國蠹政”的嚴重後果。凡此，都是著眼於政治得失所做的曆史評論。
其次，範曄的史論還表明了他在曆史觀上的樸素唯物論傾向。他批評佛教“好大不經，奇譎無已”，“故通人多惑焉”[19]。他批評種種方術“斯道隱遠，玄奧難原，故聖人不語怪神，罕言性命”[20]；方術怪誕之論“純盜虛名，無益於用”，不過是有人“希之以成名”[21]的工具罷了。他對武帝“頗好方術”，光武“尤信讖言”，桓帝“修華蓋之飾”，都采取批評的態度。他在《光武帝紀》後中引卜者王長語，舉方士夏賀良上言，望氣者蘇伯阿語，以及道士西門君惠、李守等人的預言，以證明“其王者受命，信有符乎”，這在《後漢書》史論中是極特殊的一例，自然不值得稱道。他極少講“天命”，即使講到了，也是采取保留的態度。他說：“天命符驗，可得而見，未可得而言也。然大致受大福者，歸於信順乎！”[22]他是把順乎天、信乎人結合在一起來看待的。這雖多少帶有一點折中的色彩，但範曄的思想傾向不是折中的，所以直到臨死前還說：“天下決無佛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