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有三千多年的曆史，有豐富的典籍和連續不斷的曆史記載與曆史撰述，有優良的傳統和廣泛的社會影響，其整體麵貌，為世界各國所僅見，這是毋庸置疑的。這是一方麵。另一方麵，史學本是曆史的反映。曆史變動了，人們對曆史的認識提高了，史學自亦隨之而有所變革，這是史學發展的規律之一。19世紀中期以後，在西方殖民主義者的頻頻武力侵略下，中國社會曆史發生了巨大的變動，中國人也加快了對外國尤其西方各國的曆史與現狀的研究，其中包括對它們的文化領域的研究。因此，《新史學》的立論，多以西方近代以來的曆史和史學為依據，進而結合中國過去的史學和作者的認識而展開論述。
《新史學》抨擊“中國之舊史”有“四蔽”“二病”即緣於此。所謂“四蔽”，是：“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二曰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群體”，“三曰知有陳跡而不知有今務”，“四曰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誠然，古代史家對於“朝廷”和“國家”之區別的認識，確實模糊。但對這種區別的萌芽認識，並非全無，而至明清之際，黃宗羲、顧炎武、王夫之等人已有了進一步的認識。中國史書中的“群體”意識，亦並非全無，如《史記·陳涉世家》及後來史書中所記述的各種“民變”，以及史學家的民本思想，還有對於類傳的設置與區分等，或多或少還是涉及了“群體”的地位和價值。至於說“今務”和“理想”，前者指忌諱研究本朝史，後者指考察史事的前因後果。梁啟超針對“今務”，說：“凡著書貴宗旨，作史將為若幹之陳死人作紀念碑耶？為若幹之過去事作歌舞劇耶？殆非也。將使今世之人，鑒之裁之，以為經世之用也。故泰西之史，愈近世則記載愈詳。中國不然，非鼎革之後，則一朝之史不能出現。”[2]這一點，梁啟超說得十分中肯。漢武帝曾說《史記》是“謗書”，崔浩國史案使許多人遭到殺戮，唐玄宗時“唐國史”已有百餘卷卻不能公之於眾，明朝則隻修實錄而不撰國史。凡此種種表現，弊端叢生，影響深遠。說到“理想”，即對重大曆史事件的深層認識，中國古代史家還是有成就的，司馬遷記秦漢之際的曆史經驗，唐初史家論隋朝之亡與秦、隋曆史的比較、曆代史家的辯興亡之論，王夫之縱論曆朝治亂盛衰之故，多不乏深刻見解。當然，他們所論，都不能超越一定的曆史條件，這是顯而易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