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老的傑出的史學成就，首先表現在他繼承、發揚了中國史學上“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具“通史家風”的優良傳統，在中國通史的研究和撰述上做出了重大貢獻。
清代史學理論家章學誠有一段名言，他說：
所以通古今之變而成一家之言者，必有詳人之所略，異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輕，而忽人之所謹，繩墨之所不可得而拘，類例之所不可得而泥，而後微茫杪忽之際，有以獨斷於一心；及其書之成也，自然可以參天地而質鬼神，契前修而俟後聖，此家學之所以可貴也。[2]
章學誠的這段話，深刻地反映出了中國史學的曆史淵源和學術積澱。大家知道，自司馬遷提出“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而撰成《史記》這部不朽巨著後，司馬遷的曆史思想和撰述境界就成了後輩史家學習和追求的崇高目標。盡管班固所撰《漢書》受到後世的極大重視，以至在隋唐之際就形成了“《漢書》學”，但在整個中國封建社會史學發展史上，太史公司馬遷的影響還是要超出班固的影響。《漢書》受到重視，是因為它更適合於撰寫朝代史即皇朝史的需要；而《史記》受到重視，正是它的曆史思想和撰述旨趣的深邃。正因為如此，我們看到，在中國史學上，有許多史家和思想家，不論其是否撰寫過通史，他們對“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的旨趣，都十分推崇並努力追求。南宋鄭樵在《通誌·總序》中，闡述了司馬遷的曆史思想和撰述旨趣，並對“會通之義”“會通之旨”“會通之道”反複論說，再三致意，從而產生了很大的影響。當然，鄭樵在評價司馬遷、班固時，有所偏頗，即沒有充分注意到曆史上史學家“斷代為史”的必要性。但是鄭樵的“會通”思想及其所著《通誌》一書，還是受到後人的高度評價。章學誠評價司馬遷、班固，在認識上比鄭樵來得更深刻些。他說《漢書》是“方以智”，“智以藏往”；《史記》是“圓而神”，“神以知來”。這是把二者的特點都說到了。但是章學誠也並非沒有傾向，他明確指出：“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3]毫無疑問，章學誠更重視史家的“通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