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廬先生對於自己在治學上所遵循的理論、方法論原則本身都持辯證的認識，而不做絕對的看待。這樣理論上的造詣使他在具體的研究中始終處於創造性的、超越前人的境界，使他的學術始終保持著新鮮的活力。關於這一點，外廬先生在思想史研究的方法論上反映得最為突出。例如，他指出：“經濟發展雖然對思想史的各個領域起著最終的支配作用，但是，由於思想意識的生產又屬於社會分工的特殊部門，因而思想史本身有其相對的獨立性。”“任何一個時代的任何一種思想學說的形成，都不可能離開前人所提供的思想資料。應當說，思想的繼承性是思想發展自身必不可少的一個環鏈。”[4]既要看到經濟發展對思想有“最終的支配作用”，也要看到思想的繼承性對思想發展所起的作用。時代的脈搏和曆史的傳統總是在不同的程度上影響著思想家的思想發展的軌跡。大致說來，在研究前人的思想學說的時候，人們能夠比較自覺地運用這一方法論原則；而在研究前人的思想學說跟今天的思想學說的關係時，便容易忽略這一方法論原則，誤以為今天的某種思想學說僅僅是從今天時代來加以說明。這種忽略的結果之一，是容易導致對於思想遺產的輕視而不利於今天的思想學說的發展。我以為這種情況在曆史學界是存在的。以對史學自身的研究來說，我們對於古代的、近代的史學思想的研究及其與當今的史學發展的關係的重視，還沒有形成比較普遍的自覺意識；而我們對於20世紀以來的史學特別是馬克思主義史學在史學思想上的成就，跟當今史學發展有什麽關係，重視和研究就顯得更加薄弱了。誠然，這種缺陷，隻有當人們真正建立理性認識的基礎上才可能逐步地有所克服。外廬先生說：“曆史上有建樹的思想家總是在大量吸收並改造前人思想資料的基礎上，形成自己的思想學說。”中國曆史學家在理論上的進步發展，隻有在馬克思主義指導下，在“大量吸收並改造”前人和外國同行思想資料的基礎上，才可能實現。為此，我們隻有加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