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廬先生作為中國社會史、思想史研究的一代宗師，胸襟博大，虛懷若穀，一方麵倡導堅持真理，敢於創新，另一方麵“執行自我批評，聆聽學術批評”。他說：“我認為，學貴自得，亦貴自省，二者相因，不可或缺。前者表現科學探索精神，後者表現自我批判勇氣。曆史科學如同其它科學一樣，總是在探索中前進的，難免走彎路，有反複，因而不斷執行自我批評，檢點得失，總結經驗教訓，是十分必要的，否則就會固步自封。”[6]外廬先生這種對待曆史科學的態度，對待自己學術研究的態度，是嚴肅的，也是科學的，字裏行間，洋溢著實事求是的精神。這種精神，在今天的曆史學界是需要大加發揚的。外廬先生舉例說：“我和我的合作者可以互相改稿，沒有顧慮，即或是青年同誌，隻要他們對我的稿子提出了意見，我總是虛心考慮，將不妥之處反複修改。僅以《老子》研究而言，我從30年代撰寫《中國古代社會與老子》，至50年代修訂重版《中國思想通史》第一卷的20年間，曾四易其稿。每易一稿，都可以說是執行一次自我批評。”[7]學人的自我批判，尤其是名家的自我批判，是需要勇氣的；而這種勇氣，總是跟超凡脫俗的自省意識結合在一起。這種自省意識愈是自覺、愈是強烈，就愈顯出名家的風範、學者的本色。外廬先生說：“就資質而論，我是個常人，在科學道路上自知無捷徑可走，惟有砥礪自學，虛心求教，深自省察，方能不斷前進。”讀著一位史學大師說的這些話，聯想到自己，也“深自省察”，不覺汗顏，於是益生“砥礪自學”之心。我想，凡認真讀了外廬先生這些文字和他的皇皇巨著的史學工作者，都會從中得到深刻的啟發，增強自己的“自省”意識，促進自己學術的前進。更值得我們深思的是，外廬先生所強調的“自省”精神，即自我批判精神，正是老一輩馬克思主義史學家的共同的治學方法和精神品質。郭沫若對先秦諸子的研究、對奴隸製時代的研究，範文瀾對中國通史的研究，都提出過認真的自我批判。這種鄭重的自我批判，無損於他們的成就的輝煌，反而越發顯示出了他們對曆史科學的真誠和寬闊胸懷，贏得史學界同人的尊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