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就外廬先生提出的“注意馬克思主義曆史科學民族化”的問題，再講一點認識。什麽是“民族化”？外廬先生認為：“所謂‘民族化’，就是要把中國豐富的曆史資料，和馬克思主義曆史科學關於人類社會發展的規律，做統一的研究，從中總結出中國社會發展的規律和曆史特點。馬克思主義曆史科學的理論和方法，給我們研究中華民族的曆史提供了金鑰匙，應該拿它去打開古老中國的曆史寶庫。”[9]外廬先生在這方麵做出了突出的貢獻，他自謙地說：“對於古代社會發展的特殊路徑和古代思想發展的特征的論述，對於中國思想史上唯物主義和反封建正宗思想的優良傳統的掘發，都是我在探索曆史科學民族化過程中所做的一些嚐試。”其實，外廬先生在這方麵所做出的努力，豈止是嚐試。他不僅是一位自覺的先知者，而且是一位偉大的成功者。早在20世紀40年代他對這個問題的重要已經提出了極為明確的認識，他指出：“中國學人已經超出了僅僅於仿效西歐的語言之階段了，他們自己會活用自己的語言而講解自己的曆史與思潮了”，“他們在自己的土壤上無所顧慮地能夠自己使用新的方法，掘發自己民族的文化傳統了”[10]。外廬先生所概括的這種情況，可以被看作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走向成熟階段的標誌。如果說“仿效”或“模仿”在特殊的條件下是不可避免的話，那麽“仿效”或“模仿”終究不能代替創造也是必然的。因此，對於以“仿效”或“模仿”走向創造，不能沒有自覺的意識和艱苦的努力。這是外廬先生治學的原則和方法給予我們的又一個重要的啟示。外廬先生在這方麵所取得的成就，是世所公認的，正如許滌新先生所評價的：“他根據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和方法，結合豐富的曆史文獻和考古資料，對幾千年來中國的社會史和思想史，做了廣泛而深入的探索，寫出了完整的係統的著作，並且提出了自己的獨立的見解。”[11]這個評價，語言是質樸的，含義是準確的，位置是崇高的；缺少其中任何一句話，都是不足以概括外廬先生在“注意馬克思主義曆史科學的民族化”方麵所取得的成就。研究這個成就的具體方麵，固然是需要繼續下功夫的，但更值得人們思考的一個問題，就是為什麽在時隔40年後外廬先生重新提出了這個“民族化”的問題？他批評的“五四”以來“史學界出現一種盲目仿效外國的形式主義學風”，並表示“對這種學風深不以為然”的態度，在今天是否還有值得人們思考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