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史學評論的作用，中國古代史家曆來都是看得很重的。劉知幾在講到《史通》的撰寫目的時寫道：
蓋傷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思欲辨其指歸，殫其體統。夫其書雖以史為主，而餘波所及，上窮王道，下掞人倫，總括萬殊，包吞千有。[5]
這幾句話，可以看作劉知幾對史學評論的作用的一個概括性看法。首先，史學評論的直接作用，是為了推動史學的發展。劉知幾對唐以前史學“辨其指歸，殫其體統”的目的，是為了改變當時“載筆之士，其義不純”的現象。從劉知幾當時的環境來看，他說的“其義不純”，至少應包含史書編撰體例和史書編撰工作這樣兩個方麵的問題。其次，在劉知幾看來，史學評論還會觸及社會各個方麵的問題，所謂“上窮王道，下掞人倫”就是這個意思。《史通》是不是真的涉及“王道”“人倫”呢？從它不讚成《史記》為項羽立“本紀”[6]、為陳涉作“世家”來看[7]，從它宣稱“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載”[8]來看，從它主張“史氏有事涉君親，必言多隱諱，雖直道不足，而名教存焉”[9]來看，又從它說的“古之書事也，令賊臣逆子懼；今之書事也，使忠臣義士羞”來看，《史通》的確涉及廣泛的曆史問題和現實的社會生活。把史學評論的作用提到這樣的高度上來認識，在中國史學史上，以前還不曾有過。
中國古代的學術史著作是極重視評論的。這種評論，對曆史上的學術流派、學術思潮有一種“分別宗旨”的作用。黃宗羲說：“大凡學有宗旨，是其人之得力處，亦是學者之入門處……學者而不能得其人之宗旨，即讀是書，亦猶張騫初至大夏，不能得月氏要領也。”[10]可見，評論之於“分別宗旨”的這種作用是多麽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