既有評論，必有標準。中國古代史學家關於史學評論的標準，雖然明確的說法不多，但他們的不少論斷，還是與此有關的。
班固評論司馬遷的《史記》，大致包含這幾個方麵：在對文獻材料的運用上，說它“甚多疏略，或有抵牾”，但也肯定作者的“涉獵者廣博”；在曆史觀點上，說它“是非頗謬於聖人”；在表述形式上，說它“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在撰述態度上，說是“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這幾個方麵，其實就是班固評論《史記》的幾個標準。劉勰雖然不是史學家，但他的《文心雕龍·史傳》篇的“讚曰”說的“善惡偕總”“騰褒裁貶”“辭宗丘明，直歸南、董”，也是把史書的內容、褒貶、文辭和書法（指作史態度）作為史學評論的幾個標準看待的。
在中國史學史上比較明確地講到史學評論的標準的，是劉知幾。劉知幾論史才、史學、史識及其相互關係，雖然旨在說明“史才須有三長”[15]，因而史才難得，但實則已講到評論史家的標準了。劉知幾還把史學家的工作劃分成三個等第：第一個等第是“彰善貶惡，不避強禦”，如董狐、南史；第二個等第是“編次勒成，鬱為不朽”，如左丘明、司馬遷；第三個等第則隻能做到“高才博學，名重一時”，如周的史官史佚、楚的史官倚相。[16]這個看法，直接提出了評論史家的標準，可以看作他的“史才須有三長”論的極好注腳。此外，他在《史通》的《采撰》《言語》《敘事》《直書》《曲筆》等篇中的論述，也都關係到評論史書和史家的標準。
劉知幾的“史才須有三長”的論點，在宋人那裏又被進一步具體化了。吳縝所撰《〈新唐書〉糾謬》是一本講考異的書，但這書的序文卻明確地提出了評論史書的標準。吳縝寫道：“夫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有事實而如是書，斯謂‘事實’；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事實、褒貶既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他認為評論一部史書的優劣、高下，要看它是否具備事實、褒貶、文采這三個基本條件。具備這三個基本條件的，可以認為是一部好的史書；否則，就不是一部好的史書，甚至根本不能稱之為“史”。是否可以認為，吳縝講的“事實”，相當於劉知幾說的“史學”，而“褒貶”相當於“史識”，“文采”則相當於“史才”？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吳縝對於這三個基本條件，並不是做並列的或同等的看待的，而認為三者之中以“事實”最重要。他說：“事得其實矣，而褒貶、文采則闕焉，雖未能成書，猶不失為史之意；若乃事實未明，而徒以褒貶，文采為事，則是既不成書，而又失為史之意矣。”吳縝把搞清事實，即“事得其實”，作為撰史的基礎和評史的主要標準來看待，顯示出他在史學評論上的卓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