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晉至唐初，在中國史學上，袁宏的《後漢紀》序、範曄的《獄中與諸甥侄書》、裴鬆之的《上三國誌注表》、劉昭的《後漢書補注誌》序、《隋書·經籍誌》史部大序與諸小序等，都在不同程度上包含著史學批評的見解和方法。繼而，中國史學批評史上出現了具有完整理論體係的史學批評專書，影響此後千餘年史學批評的發展和史學理論的探索。這就是傑出的史學批評家劉知幾，於唐中宗景龍四年（710年）寫出的《史通》一書。這是中國古代史學上一部劃時代的史學批評著作。《史通》的問世，標誌著中國史學進入到一個更高的自覺階段，是史學思想發展和史學理論建設的新轉折。
劉知幾於高宗永隆元年（680年）舉進士而入仕，武則天長安二年（702年）開始擔任史官，撰起居注。曆任著作佐郎、左史、著作郎等職，並兼修國史，參與了《唐書》《武後實錄》《姓族係錄》《睿宗實錄》，重修《則天實錄》《中宗實錄》等撰述活動。其間，他因不滿武則天和唐中宗時史館修史的紊亂和監修貴臣們對修史的橫加幹涉，曾在中宗景龍二年（708年）毅然辭去史職，“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誌”。
劉知幾的史學批評意識，得力於他在史學上的修養。他自稱：“自小觀書，喜談名理，其所悟者，皆得之襟腑，非由染習……其有暗合於古人者，蓋不可勝紀。始知流俗之士，難與之言。凡有異同，蓄諸方寸。”[1]這說明他在史學批評上有多年的積累。他的史學批評意識，因受到武則天、唐中宗時史館修史活動的混亂與低效而更加強烈和自覺。他深沉地寫道：
既朝廷有知意者，遂以載筆見推。由是三為史臣，再入東觀。每惟皇家受命，多曆年所，史官所編，粗惟紀錄。至於紀傳及誌，則皆未有其書……凡所著述，嚐欲行其舊議。而當時同作諸士及監修貴臣，每與其鑿枘相違，齟齬難入。故其所載削，皆與俗浮沉。雖自謂依違苟從，然猶大為史官所嫉。嗟乎！雖任當其職，而吾道不行；見用於時，而美誌不遂。鬱怏孤憤，無以寄懷。必寢而不言，嘿而無述，又恐沒世之後，誰知予者。故退而私撰《史通》，以見其誌。[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