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知幾在《史通》中提出在史學批評方麵具有普遍性的一個問題，即為什麽對同一史事會有不同的評論，並試圖從理論上闡明這個問題。《史通》中有《鑒識》、《探賾》篇，是為集中闡述史學批評理論與方法的專文，因涉及一些實例，讀來不使人覺得枯燥，反而饒有興味。
《史通·鑒識》篇以評論人物開篇，隨即轉向評論史傳。劉知幾寫道：
物有恒準，而鑒無定識，欲求銓核得中，其唯千載一遇乎！況史傳為文，淵浩廣博，學者苟不能探賾索隱，致遠鉤深，烏足以辯其利害，明其善惡。
這裏，劉知幾提出了“物有恒準，而鑒無定識”的命題。意思是說，事物自身本有一定的尺度，而人們對它的審察、評論往往是不一樣的。他認為，這種情況是因為人們的學識、思想的差異造成的，所以才會出現對於同一事物的“毀譽以之不同，愛憎由其各異”的現象。因此，他提出了“探賾索隱，致遠鉤深”的重要，認為這是“辯其利害，明其善惡”的關鍵。
劉知幾把“鑒識”同“探賾”聯係起來，從認識論上闡述了史學批評是一件嚴肅而又艱難的事情。這就是說，在史學批評問題上，人們隻有通過“探賾”，才能達到“鑒識”。這是涉及史學批評中之主體修養與正確認識客體之間的關係了。[4]
劉知幾認為“欲求銓核得中，其唯千載一遇乎”，這是極而言之。他說的“世缺知音”，顯然是受了劉勰講的“逢其知音，千載其一”[5]的影響。這正是劉知幾《史通·探賾》篇所要論述的主旨。
《探賾》篇首先指出評論的失誤會造成不良的後果，這就是：“前哲所作，後來是觀，苟失其指歸，則難以傳授。而或有妄生穿鑿，輕究本源，是乖作者之深旨，誤生人之後學，其為謬也，不亦甚乎！”如果評論曲解了作者的思想而貽誤後學，這是雙重的錯誤，自應是不良後果中最為嚴重的。這些話，反映出了劉知幾對於評論的嚴肅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