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批評在具體問題上的歧異，對不同史書體裁的不同記識是一個突出的事例。這裏，我們可以舉《史通》中的《二體》篇為例，進一步說明劉知幾在史學批評方麵的辯證方法。例如，中國古代史學家對編年體史書和紀傳體史書孰優孰劣的辯難，經過幾番深入的思考和長期的爭論，大致形成了三種看法。
第一種看法，認為編年體優於紀傳體。例如，東晉史家幹寶“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根據是《左傳》一書“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遺也”[10]。這是以文字的多寡來判斷編年、紀傳的優劣。唐玄宗時，朝臣裴光庭提出，紀傳體改變了《春秋》的體裁，“既撓亂前軌，又聾瞽後代。《春秋》之義，非聖人誰能修之”[11]。他進而倡議：“撰《續春秋經傳》，自戰國訖隋，表請天子修經，光庭等作傳。”[12]他的這個荒唐的主張，竟然受到唐玄宗的賞識，然其計劃並未實現，也不可能實現。這時，還有一位文史學家蕭穎士，也積極提倡編年體，他說：“仲尼作《春秋》，為百王不易法，而司馬遷作本紀、書、表、世家、列傳，敘事依違，失褒貶體，不足以訓。”於是，他“乃起漢元年訖隋義寧編年，依《春秋》義類為傳百篇”[13]。蕭穎士撰的編年體史書未能流傳下來，而他說的《史記》“失褒貶體”，強調“《春秋》大義”，這確是一些讚成編年體的史家批評司馬遷的主要原因。唐德宗時，出身於史官世家的柳冕強調說：“（司馬）遷之過，在不本於儒教、以一王法，使楊朱、墨子得非聖人。”又說：“求聖人之道，在求聖人之心，求聖人之心，在書聖人之法。法者，凡例、褒貶是也，而遷舍之。《春秋》尚古，而遷變古，由不本於經也。”柳冕出於史學世家，這種看法自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所看重的是史家的價值判斷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