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史家吳縝撰《新唐書糾謬》，認為“作史之難”是一個事實，在此基礎上，他對史家在曆史撰述活動中的具體要求也做了明確的闡述。尤其難得的是，他是中國史學上較早對“事實”做了理論說明的史學批評家，同時也合理地闡述了事實、褒貶、文采之間的相互關係。他這樣寫道：
夫為史之要有三：一曰事實，二曰褒貶，三曰文采。有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事實、褒貶既得矣，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至於事得其實矣，而褒貶文采則闕焉，雖未能成書，猶不失為史之意。若乃事實未明，而徒以褒貶文采為事，則是既不成書，而又失為史之意矣。[17]
這一段話，闡述了“事實”“褒貶”“文采”這三個方麵之於史書的相互關係，而尤其強調了事實的重要。其理論價值在於：首先，吳縝給“事實”做了明確的定義，“有是事而如是書，斯謂事實”。意思是說，客觀發生的事情，被人們“如是”地按其本身的麵貌記載下來，這就是“事實”，或者說這就是曆史事實。他不是單指客觀發生的事情，也不是單指人們主觀的記載，而是指的客觀過程和主觀記載的統一，這是很有深度的見解。其次，吳縝認為，“事實”“褒貶”“文采”這三個方麵對於史家撰寫史書來說，不僅有邏輯上的聯係，而且也有主次的順序。這就是“因事實而寓懲勸，斯謂褒貶”。有了事實和褒貶，即有了事實和史家對於事實的評價，“必資文采以行之，夫然後成史”。吳縝說的“事實”“褒貶”“文采”，可能得益於劉知幾的“史才三長”論。它們的區別是在理論範疇上，後者要比前者內涵豐富和恢廓；在概念的界定上，前者要比後者顯得明確。最後，吳縝認為，“為史之意”的根本在於“事得其實”，褒貶和文采都必須以此為基礎。反之，如“事實未明”，則“失為史之意”，褒貶、文采也就毫無意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