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從廣泛的意義上對不同類型的史書做總體上的評論，這要求史家具有卓越的見識和高度概括的能力。明代史學家王世貞針對本朝史學，就國史、野史、家史的是非闡述了精辟的見解。他說：
國史人恣而善蔽真，其敘章典、述文獻，不可廢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諱忌，不可廢也；家史人腴而善溢真，其讚宗閥、表官績，不可廢也。[20]
這一段話，概括地指出了國史、野史、家史各自所存在的缺陷方麵及其終於“不可廢”的方麵，言簡意賅，可謂史學批評上的確論。王世貞所論，在史學史上都是存在的客觀事實。例如，史家劉知幾“三為史臣，再入東觀，竟不能勒成國典，貽被後來者”，固有“五不可”，其中就有“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21]之難。劉知幾參與修《武後實錄》，“有所改正，而武三思等不聽”[22]。韓愈主持修《順宗實錄》，因涉及“禁中事”，牽連宦官，引起宦官集團的強烈不滿，終於導致史臣對《順宗實錄》的修改，刪去了“禁中事”[23]。這些都是“人恣而善蔽真”的反映。又如宋人洪邁《容齋隨筆》僅憑所見私家筆記所記三件史事不確，便斷言“野史不可信”[24]，顯然失於偏頗。劉知幾《史通·雜述》篇列舉十種“偏記小錄之書”，雖一一指出其缺陷，但仍認為“書有非聖，言多不經，學者博聞，蓋在擇之而已”。近代史學名家陳寅恪治隋唐史，旁征博引，涉及多種唐人野史筆記，闡發諸多宏論，論證野史之“不可廢”。再如家史問題，這曾經是引發魏收《魏書》風波的根源之一，使其被誣為“穢史”。而把《魏書》“號為‘穢史’”的“諸家子孫”的根據，或是“遺其家世職位”，或是“其家不見記錄”，或是家族地望不確，等等，都同“家史”有關。《魏書》的修改，亦限於此。[25]這件事表明：史家依據“家史”為史料來源之一，也應格外依據“家史”為史料來源之一，對此應格外謹慎；而有關的“諸家子弟”或許確有可信材料應當受到重視。但“穢史”之論由此而起，在史學史上是應當予以澄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