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們從認識史學走向認識曆史的認識活動，其中包含著這樣一條客觀規律，即隨著史學的發展和史書體裁的演變與豐富，人們通過史學認識曆史的途徑越來越多，進而從理論上對這一認識活動的概括也就越來越明確。
劉知幾《史通·二體》篇針對編年體史書和紀傳體史書的特點和長處，指出：
夫《春秋》者，係日月而為次，列歲時以相續，中國外夷，同年共世，莫不備載其事，形於目前。理盡一言，語無重出。此其所以為長也。
……
《史記》者，紀以包舉大端，傳以委曲細事，表以譜列年爵，誌以總括遺漏，逮於天文、地理、國典、朝章，顯隱必該，洪纖靡失。此其所以為長也。[11]
這是對“二體”長處的概括，實質上也是人們通過這兩種體裁的史書去認識曆史的兩種途徑。其中，紀傳體史書可以被認為是幫助人們全麵認識曆史的途徑，但需要人們在認識過程中善於綜合紀傳體史書各部分所提供的曆史知識，使這一認識活動收到融會貫通的效果。至於編年體史書，以年代順序記事，是其一大優點，而於曆史人物及其主要言論涉及不多，因而需要從其他的史書體裁所記曆史內容來補充這一認識活動，以豐富對曆史的認識。
杜佑《通典》一書，為人們從製度層麵提供了認識社會曆史演變的途徑，提供了人們對國家職能及其政治結構之整體認識的清晰思路和邏輯聯係。時人李翰《通典序》對此做了明確的闡述：
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學者之群迷歟！以為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今古之宜，窮始終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於今，問而辨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夫然，故施於文學，可為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極。故采《五經》群史，上自黃帝，至於有唐天寶之末，每事以類相從，舉其始終，曆代沿革廢置及當時群士論議得失，靡不條載，附之於事。如人支脈，散綴於體。凡有八門，勒成二百卷，號曰《通典》。非聖人之書，乖聖人微旨，不取焉，惡煩雜也。事非經國禮法程製，亦所不錄，棄無益也。若使學者得而觀之，不出戶知天下，未從政達人情，罕更事知時變，為功易而速，為學精而要。其道甚直而不徑，其文甚詳而不煩，推而通，放而準，語備而理盡，例明而事中，舉而措之，如指諸掌，不假從師聚學，而區以別矣。非聰明獨見之士，孰能修之。[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