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盛時期的漢武帝統治麵臨著什麽新的問題？
這是司馬遷所親身經曆的曆史變化。應當說，司馬遷所處的時代，正是西漢最富庶、最強大的時期。如他自己所說：“漢興五世，隆在建元。”[10]“建元”元年是公元前140年，而司馬遷就誕生於公元前145年或公元前135年，可謂生當其時。古往今來，有不少政治家、思想家、史學家對漢武帝統治時的盛世謳歌備至。但是他們忽略了一個重要的事實，即身處漢武帝時代的司馬遷，卻沒有陶醉於對盛世的歌頌。他以一個冷靜的、負責任的史學家的眼光，看到了這個盛世表象後麵的社會問題，並在《史記》中有所記載，從而顯示出他的卓越的史識和實錄的精神。
司馬遷於盛世之中洞察到事物的變化和存在的問題，當在《史記》的《今上本紀》《封禪書》《平準書》等篇中尤其突出。可惜《今上本紀》已佚，今《孝武本紀》為後人以《封禪書》所補，所以我們隻能以《封禪書》和《平準書》作為主要根據來考察司馬遷的這一思想。司馬遷在《封禪書》後論中說：“餘從巡祭天地諸神名山川而封禪焉。入壽宮侍祠神語，究觀方士祠官之意，於是退而論次自古以來用事於鬼神者，具見其表裏。後有君子，得以覽焉。”十分清楚，他是要以自己的所見所聞來揭露方士祠官的虛妄和篤信鬼神的帝王們的荒誕。《封禪書》除記述了曆代的封禪活動外，主要落筆在對漢武帝篤信神仙、受方士愚弄的揭露和諷刺上。篇中說到漢武帝“尤敬鬼神之祀”，先後為方士李少君、少翁、欒大、公孫卿等人一再耍弄而執迷不悟，以至於“東至海上，考入海及方士求神者，莫驗，然亦遣，冀遇之”，達到了欲罷不能的地步。篇末有幾句帶有結論性的話是：“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遍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眾，然其效可睹矣。”這無異是說，入海求仙，不過是一出出鬧劇而已。漢武帝本人雖久求而不可得，未免感到厭惡，但還是希望能夠見到神仙。由於皇帝的篤信不改，毒化了社會風氣，相信神仙的人愈來愈多，但那結果不是十分清楚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