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範曄的這種自我評價，後人有種種看法。第一種看法是嘲笑。宋人洪邁評論說：“曄之高自誇詡如此。至以謂過班固，固豈可過哉？曄所著序論，了無可取，列傳如鄧禹、竇融、馬援、班超、郭泰諸篇者，蓋亦有數也，人苦不自知，可發千載一笑。”[3]
第二種看法是寬容。宋人葉適認為：“範曄類次齊整，用律精深，但見識有限，體致局弱，為可恨耳。其序論欲於班氏之上增華積靡，縷貼綺繡以就篇帙，而自謂‘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蓋宋齊以來文字，自應如此，不足怪也。”[4]盡管葉適認為範曄“見識有限”，但對範曄所撰的序論、讚語及自我評價，都視為當時文風所致，不應引以為怪。
第三種看法以稱讚為主要傾向，而持這種看法的人較多，由此可以證明範曄對於自己在《後漢書》中所撰寫的“評論”的評論，大致是中肯的。
首先，從流傳和影響來看。範曄的史論在南朝就有很大的影響。梁朝蕭統所編《文選》，第四十九卷共輯選史論九首，其中班固一首，幹寶二首，範曄四首（即《皇後紀》論、二十八將論、《宦者傳》論、《逸民傳》論），沈約二首，讚語四首，其中班固三首，範曄一首（即《光武紀》讚）。範曄的史論被選入的最多，反映了當時人們對它的評價。據《隋書·經籍誌二》著錄，有範曄《後漢書讚論》四卷；《舊唐書·經籍誌上》著錄，有範曄《後漢書論讚》五卷，《新唐書·藝文誌》著錄同此。可見，自南朝至北宋，範曄史論始終受到人們的重視。
其次，從對範曄史論的整體評價來看。劉知幾是不大讚成史家撰寫史論的；而在諸家史論當中，最為推重班固，說他“辭惟溫雅，理多愜當。其尤美者，有典誥之風，翩翩奕奕，良可詠也”。而班固以下，“必擇其善者，則幹寶、範曄、裴子野是其最也，沈約、臧榮緒、蕭子顯抑其次也，孫安國都無足采，習鑿齒時有可觀”[5]。不論怎麽說，在劉知幾看來，班固以下，當首推幹寶、範曄等人了。清人王鳴盛從範曄史論的精神境界著眼做總的評價，他認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