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曄史論之所以受到重視，除上述顧炎武、王鳴盛、趙翼分別說到的有關因素外，還有哪些原因呢？這裏，不妨據王鳴盛所論諸例做具體分析。通觀王鳴盛所舉諸論，對範曄史論大致可概括為三個特點，一是評論平允，二是推明忠義，三是致意風俗。
關於評論平允。王鳴盛在“鄧禹論”條下引《後漢書·鄧禹傳》後論並對此發表評論說：
“論曰：鄧公功雖不遂，道亦宏矣！及威損栒邑，兵散宜陽，褫龍章於終朝，就侯服以卒歲，榮悴交而下無二色，進退用而上無猜情，君臣之美，後世莫窺其間”雲雲。蔚宗此論，不甚貶禹，而亦深許光武，最為平允。袁宏《後漢紀》第七卷為禹論，乃深責光武，以為功高不賞，反複為禹惋惜、呼冤。愚謂禹粗定長安，旋為赤眉所敗，廢然而返，功頹業喪，雖歸大司徒印，仍封侯食邑，及中元元年複行司徒事，為幸多矣。宏此論殊不平。[9]
王鳴盛認為範曄對鄧禹及光武的評論“最為平允”，是有幾個方麵的因素作為根據的。第一個因素，是從鄧禹同光武的關係來看，他同意範曄的認識。第二個因素，是從鄧禹的全部宦途來看。第三個因素，是從範曄史論同袁宏史論的比較來看。這末了一點很值得注意。《後漢紀》先於《後漢書》而書，但範曄並不受前者史論的局限，而是獨立地提出自己的見解。正是從範、袁二人史論的比較中，王鳴盛得到了“平允”與“不平”的兩種結論。王鳴盛關於“平允”的結論，還見於他對“馬蔡論讚”的評價，他寫道：“馬融、蔡邕，傳各為一卷，而論分讚合，變例也。馬論雖貶之實惜之，反複有味，蔡論則全是申雪矣；讚亦抑馬揚蔡，平允而意致深長。”[10]此處所論，不僅是“平允”，還加上了“反複有味”“意致深長”，史論要達到這一意境，可謂難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