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學和曆史進程的關係，是史學和曆史之關係的一個重要方麵。這一點，從金代的史學和金代的曆史進程之關係中，看得格外分明。可以認為，這是金代史學在中國古代史學上的一個突出特點。
元好問《自題中州集後》末首詩雲：“平世何曾有稗官，亂來史筆亦燒殘。百年遺稿天留在，抱向空山掩淚看。”[143]他感歎金代史事撰述未就而金朝已亡，他隻有選編百年以來詩人們的詩作來代替史筆了，後人對其此舉頗多稱許。今天來看，元好問的詩未免過於悲切。不獨金代的曆史，有元修《金史》在；就是金代的史學，也還是可以約略畫出它的軌跡而論其所得的，何況金代的史籍流傳到今天的要比遼代的多些。
金代史學和金代曆史進程是一種什麽關係呢？這裏，首先從金代史學與科舉考試的關係說起。
金朝的建立，是女真族走向文明的重要標誌。而女真文字的創製，則為金代史學的產生和發展提供了必要的條件。在這一點上，金代的史學同遼代的史學幾乎是循著相同的道路前進的。它們的另一個相同之處，是都重視翻譯漢文史籍。
金朝翻譯漢文史籍，是同科舉製度中設立“女直學”相關聯的。《金史·選舉誌一》記：“女直學。自大定四年，以女直大小字譯經書頒行之。”同卷又記：“策論進士，選女直人之科也。”[144]女直學的設立和以策論選女真人為進士的辦法，促進了對漢文文獻的翻譯。《金史·徒單鎰傳》說：“大定四年，詔以女直字譯書籍。五年，翰林侍講學士徒單子溫進所譯《貞觀政要》、《白氏策林》等書。六年，複進《史記》、《西漢書》，詔頒行之。”[145]
世宗君臣曾就譯經書的文字問題進行過討論，最後還是把女直進士科堅持下來，把譯書工作逐步推廣開來，並設立了譯經所來加強這項工作。大定二十三年（1183），譯經所譯《易》、《書》、《論語》、《孟子》、《老子》、《揚子》、《文中子》、《劉子》及《新唐書》。大定二十八年（1188），又譯出了《春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