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黃宗羲的曆史批判精神
明中葉開始發生的封建社會內部經濟關係和階級關係微弱的變化，明後期的腐敗統治和明末激烈的階級鬥爭，以及明、清皇朝的嬗代，這些重大的社會變動，促使史學家、思想家重新看待曆史，進一步考察史學同社會的關係，從而激發了他們的曆史批判精神，也推動了經世致用史學思想的發展。黃宗羲、王夫之、顧炎武、顧祖禹等人的著作和思想，突出地反映了史學發展的這個新的趨勢。
在清初的史學家中，黃宗羲的曆史批判精神具有鮮明的代表性。他的《明夷待訪錄》，是這方麵的突出著作。這部書以批判封建專製主義體製為核心，闡述了作者對於曆史的批判性見解和進步的曆史觀。它包含原君、原臣、原法、置相、學校、取士（上、下）、建都、方鎮、田製（3篇）、兵製（3篇）、財計（3篇）、胥吏、奄官（上、下）共13目21篇，涉及政治、經濟、軍事、財政、教育等方麵。黃宗羲從曆史發展上闡述了封建社會君主“以我之大私為天下之公”的變化過程，認為：“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未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8]這是從“公”、“私”觀念上揭示君主的“逐利之情”，從而為“天下之大害者”。
黃宗羲對曆史上封建專製政治的批判，集中表現在為臣之道、法的本質和君主世襲製等方麵。他認為：“緣夫天下之大，非一人之所能治，而分治之以群工。故我之出而仕也，為天下，非為君也；為萬民，非為一姓也。吾以天下萬民起見，非其道，即君以形聲強我，未之敢從也，況於無形無聲乎！非其道，即立身於其朝，未之敢許也，況於殺其身乎！”黃宗羲明確地指出了“為萬民”與“為一姓”是為臣之道的根本區別，認為凡“出而仕”者，當以“為萬民”為立身之道，非其道則不當“立身於其朝”。他進而指出：“出而仕於君也，不以天下為事，則君之仆妾也；以天下為事，則君之師友也！”[9]君臣父子關係，是儒家曆來所宣揚和實踐的三綱五常的核心，是以等級秩序為基礎的名教觀念的集中表現。因此，他抨擊曆史上以君臣關係比附父子關係的觀念和做法，觸及了傳統的曆史觀念和社會倫理觀念的本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