顧炎武（1613—1682），本名絳，後更名炎武，字寧人，自號亭林山人，江蘇昆山人，後人尊稱他亭林先生。他同黃宗羲、王夫之一樣，都有一段抗清複明的政治經曆。在學術思想上，他們都具有早期啟蒙意識和民主主義特點。顧炎武治學，重視讀書和實地考察相結合，而力倡“致用”之學。他一生的著作很多，《日知錄》是史學上的名作；《天下郡國利病書》是他纂輯的一部地理書，集中地反映了他的經世致用的史學思想；他的單篇論著，經後人編輯為《亭林文集》，反映了他對專製主義的批判精神和治學主張；他匯記曆代都城史實而成的《曆代宅京記》，是中國古代第一部輯錄都城曆史資料的專書；他纂輯的地理書《肇域誌》，是《天下郡國利病書》的姊妹篇，在久經湮沒後，近年已被發現。這些撰述，除《肇域誌》鮮為人見外，它們在史學上都各有自身的價值和影響。
顧炎武力倡經世致用之學，言論甚多，可謂不遺餘力。他的總的指導思想是“文須有益於天下”。他指出：“文之不可絕於天地間者，曰明道也、紀政事也、察民隱也、樂道人之善也，若此者，有益於天下，有益於將來，多一篇，多一篇之益矣。若夫怪力亂神之事、無稽之言、剿襲之說、諛佞之文，若此者，有損於己，無益於人，多一篇，多一篇之損矣。”[46]他自謂：“凡文之不關於《六經》之指、當世之務者，一切不為。”[47]又指出：“君子之為學，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詩文而已，所謂‘雕蟲篆刻’，亦何益哉！”他說他的《日知錄》一書，“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48]，其中“治道”占有重要位置。錢大昕論顧炎武學術說：“亭林先生博學通儒，所撰述行世者，皆有關於世道風俗，非僅以該洽見長。”可謂深得顧炎武治學宗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