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
清代前期的史學在曆史考證方麵取得了極輝煌的成果，王鳴盛的《十七史商榷》、趙翼的《廿二史劄記》、錢大昕的《廿二史考異》和崔述的《考信錄》，是這方麵的代表性著作。王鳴盛（1722—1797），字鳳喈，號禮堂，又號西莊，晚年改號西沚居士，清江蘇嘉定（今屬上海市）人。趙翼（1727—1814），字雲崧，亦作耘鬆，號甌北，清江蘇陽湖（今江蘇武進）人。錢大昕（1728—1804），字曉徵，號辛楣，又號竹汀居士，清江蘇嘉定（今屬上海市）人。崔述（1740—1816），字武承，號東壁，清直隸大名（今屬河北）人。他們的卒年，比名震歐洲史壇的德國“蘭克學派”創始人蘭克（1795—1886）約早70至90年。他們多活躍於乾嘉時期，是“乾嘉學派”曆史考證的代表人物。他們治史的宗旨，可以用錢大昕的一段話作為概括，即“史非一家之書，實千載之書，祛其疑，乃能堅其信；指其瑕，益以見其美”，“惟有實事求是，護惜古人之苦心，可與海內共白”[69]。簡要地說，“實事求是”是他們共同的旗幟。
《十七史商榷》100卷。作者對書名做了這樣的解釋：“十七史者，上起《史記》，下訖《五代史》，宋時嚐匯而刻之者也。商榷者，商度而揚榷之也。海虞毛晉汲古閣所刻行世已久，而從未有全校之一周者。予為改訛文，補脫文，去衍文，又取其中典製，事跡，詮解蒙滯，審核踳駁，以成是書，故名曰‘商榷’也。”[70]這是作者關於此書書名和內容的說明。王鳴盛又論其對前人所著史書的看法及其考史原則說：“大抵史家所記典製有得有失，讀史者不必橫生意見，馳騁議論，以明法戒也。但當考其典製之實，俾數千百年建置沿革了如指掌，而或宜法，或宜戒，待人之自擇焉可矣。其事跡有美有惡，讀史者亦不必強立文法，擅加予奪，以為褒貶也。但當考其事跡之實，俾年經事緯、部居州次，紀載之異同，見聞之離合，一一條析無疑；而若者可褒，若者可貶，聽諸天下之公論焉可矣。書生胸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詳，而議論褒貶猶恐未當，況其考之未確者哉！蓋學問之道，求於虛不如求於實，議論褒貶皆虛文耳。作史者之所記錄，讀史者之所考核，總期於能得其實焉而已矣，外此又何多求邪？”總的來看，考證史家所記典製、事跡之“實”，是其主要宗旨，而法戒、褒貶、議論則非其所重。他的這些看法，有精辟之處，即追求史事之真實。這正如比他晚得多的德國史家蘭克在《拉丁和條頓民族史》的序言中說的那樣：“曆史指定給本書的任務是：評判過去，教導現在，以利於將來。可是本書並不敢期望完成這樣崇高的任務。它的目標隻不過是說明事情的真實情況而已。”[71]他們的不同之處是，前者主要是考證，後者主要是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