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韜（1828—1897），原名畹，字利賓，號蘭卿，後改名韜，字子潛（紫詮），號仲弢，晚年自號天南遁叟，江蘇長洲（今蘇州）人。道光二十五年（1845）成了秀才，次年應闈試，不中，遂絕科舉之事。道光二十九年（1849），他在上海受英人麥都思之邀，至其所辦墨海書館參與編校工作，曆時13年。同治元年（1862）因上書太平軍而為官軍所察，以“通賊”論，乃更名而逃亡香港，開始了漫遊生涯，逐步接受西方資產階級社會思想。同治十三年（1874），他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發表政論、史論，宣傳變法自強的主張，成為中國早期的改良主義者之一。他先後遊曆了英、法、俄、日等國。
王韜晚年回憶起他的“逍遙海外作鵬遊，足遍東西曆數洲”的情懷說：“於是登宗愨引風之筏，乘張騫貫月之槎。將東泛乎扶桑，西極乎阿蘭。”“經曆數十國，往來七萬裏，波濤助其壯誌，風雨破其奇懷，亦足豪矣。而尤足以快意肆誌者，餘之至泰西也，不啻為先路之導，捷足之登。”[26]他在當時，確是罕有的“曾經滄海，遍覽西學”的中國學人。這使他有可能寫出《法國誌略》、《普法戰紀》、《扶桑遊記》、《漫遊隨錄》等書，從而在中國近代史學上成為研究外國史地的先驅之一。
《法國誌略》初撰本，作者取資於日本岡千仞的《法蘭西誌》、岡本監輔的《萬國史記》，參考《西國近事匯編》，“不足，則複取近時之日報，並采輯泰西述撰有關於法事者”。作者對於岡千仞所譯法國人所著的3本法國史《法國史要》（1866）、《近古史略》（1869）、《法國史》（1870），亦曾披閱，認為其“尚屬簡略，摭拾他書以補之”（詳凡例第1條、第3條），可見作者在法國史的研究上視野的開闊和采輯的豐富。作者撰述《法國誌略》的目的，在《原敘》、《凡例》和《重訂法國誌略·序言》中都反複予以說明。在《原敘》中，他說：“兩經法都，覽其宮室之雄麗，廛市之殷闐，人民之富庶，兵甲之盛強，未嚐不歎其外觀之赫耀也；及徐而察其風俗之侈靡，習尚之誇詐，官吏之驕惰，上下之猜忌，亦未嚐不慮其國不可以為國，而初不料一蹶不振如是之速也！”“吾願歐洲諸國以法為鑒焉可也，特餘誌法之意。”可見他的撰述目的，是具有世界曆史的眼光。他又指出：“更有進於此者，法通中國已三百餘年，於泰西諸國為獨先，名流碩彥接踵東來，無非借天算格致以陰行其主教，其勢幾至上動帝王，下交卿相，有明之季，靡然成風，實足為人心學術之隱憂，流弊至今，亦緩通商而急傳教，中外齟齬，率由此起。”這些話，對於當時中國、法國的情況，都是切合實際的。20年後，作者在重訂本《序言》中，除進一步從國際關係方麵指出了法國曆史的變遷外，還突出批判了路易十四的“據無上之尊，肆無限之權”，以致“國人憤鬱，漸至放恣。此所謂川決而堤潰，其勢使之然也”。這反映了作者對君主專製政治的批判態度。此外，作者尤其強調了這樣的見解：“方今泰西諸國，智術日開，窮理盡性，務以富強其國；而我民人固陋自安，曾不知天壤間有瑰偉絕特之事，則人何以自奮，國何以自立哉！”又說：“歐羅巴列邦於明萬曆年間已來中國，立埠通商，聚居濠鏡。逮《明史》作傳，猶不能明法蘭西之所在，幾視與東南洋諸島國等，是其於艾儒略所著之《職方外紀》尚未寓目，況其他哉？宜其為遠人所致誚也。”作者從歐洲各國的曆史和現狀，提出了中國人了解世界、認識世界的緊迫性，“固陋自安”則人無以自奮、國無以自立。他聯想到清修《明史》時，人們還說不清楚法蘭西位於何處，不禁感慨萬千。這是王韜撰寫《法國誌略》的更深層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