鴉片戰爭後，中國史家之近代意義上民族觀念、疆域觀念、國家觀念的產生和發展，成為清代後期史學上近代意識的集中反映。
中國史學上關於民族方麵的記載很豐富，但大多是有關統一國家範圍之內的各民族狀況及各民族關係，漢代的“大一統”觀念和唐代的“天下一家”觀念，是人們認識民族和民族關係的主要的指導思想。所謂“華夷之辨”，大體上都是在這個範圍內展開的討論。政治家如唐太宗所說的“中華”、“夷狄”，史學家如杜佑所說的“中華”、“夷狄”，都屬於這種性質。鴉片戰爭以後，曆史上的所謂“華夷之辨”已不是人們反複討論的問題，中國同“外夷”的關係則成為人們普遍關注的焦點。清代後期的史家之思想與撰述，深刻地反映出了這一重大變化。
從姚瑩的經曆和論述來看，他說的“外夷桀驁”、“俾吾中國”、“中國輿地”、“皆我版圖”、“疆域要隘”等表明：“外夷”是確指外國侵略者或泛指外國；“中國”是確指包括台灣、西藏等少數民族地區在內的中國。這是中國史家在民族觀念上的一大變化。至於“輿地”、“版圖”、“疆域”等，則是同上述關於民族的新認識緊密地聯係在一起的疆域觀念。建立在這樣的民族觀念、疆域觀念基礎上之“中國”的國家觀，雖同“大清朝”相聯係，但已包含了新的因素。因此，這一時期的史家稱“夷狄”，論疆域，大多也具有這樣的性質。如《蒙古遊牧記》意在“明邊防”，祁寯藻在此書序中說其所敘“方域”之麵對“皆天下精兵外”，都寓有深意。《朔方備乘》強調“邊防之事，有備無患”，此乃“國家根本”。這裏，是把“方域”（疆域）、邊防、國家視為不可分割的整體來看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