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史學上也有豐富的關於域外情況的記載，這些記載對於認識中外關係史是非常重要的，有些記載甚至成為現今有關國家研究其本國史的珍貴的文獻，這是中國史學對世界史學的貢獻之一。
鴉片戰爭以後，中國史家為救亡圖強的憂患意識、愛國熱情所激發，開始自覺地以新的視角觀察中國以外的世界，同時又從世界範圍和中外關係來觀察中國，從而逐步培育起一種新的近代意義上的世界意識和世界觀念。
在這方麵，林則徐是前驅，是“睜眼看世界”的第一人。他的愛國精神和世界意識影響了那個時代的一批人。林則徐曾有“青史憑誰定是非”的詰問，這一詰問已由他的後繼者們魏源、姚瑩、黃遵憲等人的事業和清代後期一係列不平等條約的簽訂，從正反兩個方麵做出了回答。從《四洲誌》到《海國圖誌》是一個飛躍，這是中國史家第一次全麵而係統地撰寫成世界曆史地理著作。中國人借助這部著作的影響，在困惑中開始走向世界。從《海國圖誌》到《法國誌略》、《日本國誌》又是一個飛躍，這是中國史家第一次完整地分別撰寫出東、西方兩個資本主義國家的曆史和現狀，並由此通過比較而初步認識到中國落後了。王韜對“中原大地”的關注，黃遵憲的中國士大夫不了解外國事務的感歎和憂慮，正表明中國一些史家對世界已有了較深刻的認識。這是中國史學前所未有的進步。
近代意義上的世界意識的特點，不僅僅是要了解外國、認識世界，而且要從世界範圍來認識中國，確定中國在世界上的位置，尤其是要從中外關係上來分析重大的曆史事件。在這方麵，夏燮的《中西紀事》為這時期的史學貢獻出了豐富的思想資料。可以這樣說，夏燮史學近代意識的突出之點即是近代的世界意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