品評人物，是魏晉南北朝時期社會風氣的重要特點之一。這固然同東漢末年“月旦評”的遺風有關，而更重要的原因則是當時“九品官人法”的需要。一方麵是“名節”、“家風”的提倡；另一方麵是選官任使的要求。這兩點，使人們格外看重品評人物，也推動了品評人物理論的發展。
所謂“月旦評”，就是品評人物。東漢末年的許劭與其從兄許靖“俱有高名，好共核論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一時間，人們以能得到好的品題為榮。“曹操微時，常卑辭厚禮，求為己目。劭鄙其人而不肯對，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清平之奸賊，亂世之英雄。’操大悅而去。”[132]“月旦評”的標準是名節與人倫，故曹操得到這樣的品題。但曹操對此則極為滿意，因為他正處在“亂世”。後曹操起兵，勢力漸大，控製獻帝，於建安十五年（210）下“唯才是舉”之令：
自古受命及中興之君，曷嚐不得賢人君子與之共治天下者乎！及其得賢也，曾不出閭巷，豈幸相遇哉？上之人不求之耳。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賢之急時也。……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唯才是舉，吾得而用之。[133]
曹操“唯才是舉”的選拔人才的政策，直接影響到品評人物的傳統準則。建安二十年（215），曹丕根據陳群的建議，實行“九品官人法”，貫徹“唯才是舉”的原則，把“才”分為九等，按等選用。其後，司馬懿控製曹魏，以各州世族為大中正選拔人才，以門第為高下，此即“九品中正製”。可見，魏晉南北朝雖重品評人物，而其品評的標準並不是一成不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