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通》的史學批評理論，是圍繞著曆史撰述和史學功用的一些重要方麵展開的。關於這些問題的討論，大多不能脫離對史家的評價。這是《史通》作為史學批評著作的鮮明特色。但是，它關於史家的許多評論，一般都是結合曆史撰述的某個具體問題提出來的。把許多具體的史家凝聚成一個抽象的史家，並對其做總體性評論，這是劉知幾史學批評理論的另一個重要方麵。這一理論，是他在回答友人所問時闡述的，文不載於《史通》，而見於《舊唐書》本傳：
禮部尚書鄭惟忠嚐問子玄曰：“自古已來，文士多而史才少，何也？”
對曰：“史才須有三長，世無其人，故史才少也。三長：謂才也，學也，識也。夫有學而無才，亦猶有良田百頃，黃金滿籝，而使愚者營生，終不能致於貨殖者矣。如有才而無學，亦猶思兼匠石，巧若公輸，而家無楩楠斧斤，終不果成其宮室者矣。猶須好是正直，善惡必書，使驕主賊臣，所以知懼，此則為虎傅翼，善無可加，所向無敵者矣。脫苟非其才，不可叨居史任。自夐古已來，能應斯目者，罕見其人。”
時人以為知言。[58]
劉知幾明確地指出，隻有具備才、學、識“三長”的人，方可成為“史才”。這是他的史家素養論的核心，也是他提出的史家素養的最高標準。
從上述引文中劉知幾所做的比喻和說明來看，他說的“才”，主要是指掌握文獻的能力，運用體裁、體例的能力和文字表述的能力，上文所說的編撰方法、體裁體例、文字表述大致屬於這個方麵。他說的“學”，是指各方麵的知識，主要是文獻知識，也包括社會知識以至自然知識，上文所說的史書內容、編撰方法、史學功用都與此有關。他說的“識”，是指史家的器局和膽識，上文所說的撰述原則、史書內容、編撰方法、史學功用都反映出這種器局和膽識。劉知幾對於史家膽識格外強調，其最高標準是“好是正直，善惡必書”，認為這是“善無可加，所向無敵”的境界。在《史通》中，他以大量的篇幅闡述史書的體裁、體例和文字表述，也多次講到善惡必書的問題，而其含義之深、口氣之重都超過前者。《直書》篇說：“史之為務，申以勸誡，樹之風聲。其有賊臣逆子，**君亂主，苟直書其事，不掩其瑕，則穢跡彰於一朝，惡名被於千載。言之若是，籲可畏乎！”[59]《曲筆》篇說：“史之為用也，記功司過，彰善癉惡，得失一朝，榮辱千載。苟違斯法，豈曰能官。”[60]《惑經》篇批評《春秋》有多處“未諭”，如說：“愛而知其醜，憎而知其善，善惡必書，斯為實錄。觀夫子修《春秋》也，多為賢者諱。……苟書法其如是也，豈不使為人君者，靡憚憲章，雖玷白圭，無慚良史也乎？”像這樣的論述，《史通》中還有多處，它們都可以用來說明劉知幾為什麽如此強調“好是正直，善惡必書”。在他看來，史學的主要功用在此，史書的曆史價值在此，史家的基本素養亦在此。他認為，學者跟良史的區別也就在這裏，即所謂“君子以博聞多識為工，良史以實錄直書為貴”[61]。他也主張史家應當博聞多識，但僅做到這一點是不能成為良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