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杜佑的政治生涯和《通典》的史學價值
劉知幾在《史通·二體》篇中說：“班（固）、荀（悅）二體，角力爭先，欲廢其一，固亦難矣。後來作者，不出二途。”[65]這話，在他當時對於總結以往史書編纂來說，大致是不錯的；若是用於對史書編纂的前瞻，則並不妥帖。中唐時期，杜佑所著《通典》的問世，便改變了古代曆史編撰的格局，從而突破了劉知幾的理論概括，成為史學發展的又一個重大轉折。
杜佑（735—812），字君卿，唐京兆萬年（今陝西西安）人，出身於名門。唐諺雲：“城南韋杜，去天尺五。”杜佑之孫杜牧詩雲：“大明帝宮闕，杜曲我池塘。”[66]這都說明杜佑家族地位的顯赫。杜佑不足20歲，以“蔭補”入仕，至78歲致仕，近60年宦途，曆玄、肅、代、德、順、憲六朝。其間，他以任淮南節度使的時間最長，首尾14年；以生命的最後10年曆任三朝宰相的職位最高。杜佑從大曆元年（766）開始撰寫《通典》，至貞元十七年（801）成書，曆時36年，成此巨製。唐憲宗在批準其請求致仕的詔書中稱他：“岩廊上才，邦國茂器，蘊經通之識，履溫厚之姿，寬裕本乎性情，謀猷彰乎事業。博聞強學，知曆代沿革之宜；為政惠人，審群黎利病之要。”[67]這是對他的器局、政績、人品、學識都做了評價。杜佑是通曉史學的政治家，又是精於政治的史學家，他同時在這兩個領域裏都獲得有重大曆史影響的成就，在中華文明史上是罕見的。《通典》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這種雙重價值。
《通典》200卷，分食貨、選舉、職官、禮、樂、兵、刑、州郡、邊防九門。每門之下分若幹子目，子目之下更有細目。全書條分縷析，結構嚴謹，渾然一體。《通典》以曆代典章製度的曆史演變、得失興革為撰述的中心，兼記與此有關的言論。其記事上起黃帝，下迄唐玄宗天寶末年，個別地方延至德宗貞元年間，距成書上奏隻相隔數年。其所據文獻，主要是《五經》、群史以及曆代士人的文集、撰述、論議。《通典》創造了綜合性的典製體通史形式，奠定了獨立的製度史撰述的基礎，擴大了曆史研究和撰述的領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