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通典》一書中，杜佑最重要的思想成果之一，是他對社會結構的新認識。在這方麵，他超過了以前的史家，是當時人們對社會曆史認識所能達到的高峰。杜佑的這個認識，集中反映在他寫的《通典》自序中：
夫理道之先在乎行教化，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易》稱聚人曰財。《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管子》曰：“倉廩實知禮節，衣食足知榮辱。”夫子曰：“既富而教。”斯之謂矣。夫行教化在乎設職官，設職官在乎審官才，審官才在乎精選舉，製禮以端其俗，立樂以和其心，此先哲王致治之大方也。故職官設然後興禮樂焉，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列州郡俾分領焉，置邊防遏戎敵焉。是以食貨為之首，選舉次之，職官又次之，禮又次之，樂又次之，刑又次之，州郡又次之，邊防末之。或覽之者庶知篇第之旨也。
在“刑又次之”之下，杜佑自注說“大刑用甲兵”，表明了“兵”與“刑”的關係。[74]杜佑的這篇序文，用大筆清晰地勾畫出了當時封建社會的經濟、政治結構和與之相適應的思想觀念以及它們的相互關係。他認為，“理道”的邏輯思路和實施的具體步驟是：從重視“教化”出發而達到“致治”的目的，應首先以“食貨”為基礎；在這個基礎上製定出選舉製度、職官製度、禮樂製度、兵刑措施。禮、樂、兵、刑是職官的幾個重要職能，州郡、邊防是這些職能在地域上的具體實施。根據這個認識，杜佑把作為“將施有政”的《通典》，從內容編次上規定了其邏輯體係，即首先論述經濟製度，然後依次論述選舉、職官、禮、樂製度，以及用兵之道和刑罰設施，最後論述地方政權的建置和邊防的重要。從今天的觀點來看，食貨是經濟基礎；選舉、職官、禮、樂、兵、刑是講上層建築。其中禮、樂的核心是闡述社會的等級秩序和等級觀念，既是上層建築，又是意識形態，是“教化”的主要內容，與兵、刑相輔而行，此即所謂“教化隳然後用刑罰焉”。據此，大致可以認為：《通典》的內容和編次，是把封建的經濟基礎、上層建築、意識形態依次論述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