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邦、致用，是杜佑史學思想的核心。同以前的曆史著作比起來，《通典》具有更明確的經世致用的目的。杜佑在《通典》自序中首先落筆說：“佑少嚐讀書，而性且蒙固，不達術數之藝，不好章句之學。所纂《通典》，實采群言，征諸人事，將施有政。”像他這樣由史家本人明確地表示，把曆史撰述同“將施有政”直接結合起來的，在以往的史家中同樣是不曾有過的。從唐代史家對史學之社會功用的認識來說，這可以看作是對劉知幾的“史之為用，其利甚博，乃生人之急務，為國家之要道”的史學思想在曆史撰述實踐上的發展。
杜佑的經邦、致用的史學思想有三個鮮明的特點。第一個特點，是具有勇敢的批判精神。他在《獻〈通典〉表》中寫道：
夫《孝經》、《尚書》、《毛詩》、《周易》、《三傳》，皆父子君臣之要道，十倫五教之宏綱，如日月之下臨，天地之大德，百王是式，終古攸遵。然多記言，罕存法製，愚管窺測，莫達高深，輒肆荒虛，誠為億度。每念懵學，莫探政經，略觀曆代眾賢著論，多陳紊失之弊，或闕匡拯之方。[76]
在這裏，杜佑以婉轉的口氣指出儒家經典中有許多空泛的言論而“罕存法製”；同時，又直接批評“曆代眾賢”，說他們大多局限於指陳“紊失之弊”，很少有“匡拯之方”。從他的這種批判精神中，更可以看清楚他為什麽“不達術數之藝，不好章句之學”了。
第二個特點，是重實際，講功效，把對曆史的認識轉化為現實的實踐。杜佑撰《通典》是著眼於現實而關注於“理道”。他主張“理道不錄空言”，必然認真探討“禮法刑政”，進而研究“政理”的具體措施。貞元十九年（803），杜佑入朝為相的第一件事，就是輯錄《通典》要點，另成《理道要訣》33篇，編為10卷，上奏德宗，重申“詳古今之要，酌時宜可行”之旨。[77]《理道要訣》是《通典》的簡本，從前者的書名可以看出《通典》的主旨實在於“理道”的“要訣”，在於曆史認識之轉化為現實的實踐。為《通典》作序的李翰自謂“頗詳旨趣”，他在序中強調指出：“今《通典》之作，昭昭乎其警學者之群迷歟！以為君子致用，在乎經邦，經邦在乎立事，立事在乎師古，師古在乎隨時。必參古今之宜，窮始終之要，始可以度其古，終可以行於今，問而辨之，端如貫珠，舉而行之，審如中鵠。夫然，故施於文學，可為通儒，施於政事，可建皇極。”這一段話，把《通典》意在“經邦”、“致用”的主旨闡述得十分透辟。“師古”的目的不是複古，而是“隨時”；“隨時”是為了“立事”，以達到“經邦”的最高目標。這就是《通典》“將施有政”的“致用”之旨。李翰認為，這是那些刻意於“文章之事，記問之學”的一般著作無法比擬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