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佑繼承了史學史、思想史上的樸素的曆史進化思想，同時也提出了一些新的見解，豐富和發展了中國史學上的曆史進化思想。杜佑的曆史進化思想，一是反對“非今是古”，從人口、地理等物質因素分析曆史進化的“勢”和“理”；二是主張“變通”和“適時”，以順應曆史進步的趨勢。杜佑對於秦、漢、隋、唐以來的政治形勢，著重從郡縣、封國的利弊，分析它們的得失，論證曆史的進步趨勢。他在《職官典·王侯總敘》中寫道：
天生烝人，樹君司牧。人既庶焉，牧之理得，人既寡焉，牧之理失。庶則安所致，寡則危所由。漢、隋、大唐，海內統一，人戶滋殖，三代莫儔。若以為人而置君，欲求既庶，誠宜政在列郡，然則主祀或促矣。若以為君而生人，不病既寡，誠宜政在列國，然則主祀可永矣。主祀雖永乃人鮮，主祀雖促則人繁。建國利一宗，列郡利萬姓，損益之理，較然可知。
在這一段文字的分析中，他從人口庶寡、政治的安危以及“利萬姓”和“利一宗”三個方麵，論證了“列郡”代替“建國”的進步性。杜佑還辯證地指出：“立法作程，未有不弊之者，固在度其為患之長短耳。”而曆史已經證明：“政在列國也”，“其患也長”；“政在列郡也”，“其患也短”。自南朝以下，“建侯日削，欲行古道，勢莫能遵”[86]。這個認識，跟稍後柳宗元所撰《封建論》的思想是一致的。杜佑在《兵典·兵序》中，又從政治、軍事上的得失，進一步肯定了秦、漢以來“罷侯置守”，“以為強幹弱枝之勢”，“誠得其宜”。同時又指出，“強幹弱枝之勢”的破壞造成了玄宗後期的社會動亂，是“地逼則勢疑，力侔則亂起，事理不得不然也”[87]。這樣，杜佑一方麵指出了發展趨勢的不可逆轉，另一方麵又看到了具體形勢的變化也會影響到總的趨勢和進程，其中包含著樸素的辯證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