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知幾《史通·雜述》篇說：“偏記小說，自成一家。而能與正史參行，其所由來尚矣。”他說的“偏記小說”，包含10項，其中“小錄”、“逸事”、“瑣言”、“別傳”、“雜記”等，近於曆史筆記一類的作品。這類作品，近於《漢書·藝文誌》所謂“小說家者流”，而在魏晉南北朝時期又有了新的發展，故劉知幾說是“其所由來尚矣”。至於說它們“能與正史參行”，應包含兩層意思，一是從內容上看可以補充正史，二是從形式上看可以豐富史書的體裁。劉知幾的高明之處，是他已經認識到這類作品在史學發展上的價值。
可以認為，唐代曆史筆記的發展跟唐代小說筆記的發展在進程上頗相近，即它們各按照自己的特點發展而達到較成熟的階段。魯迅認為唐代小說筆記作者“始有意為小說”，他引用胡應麟說的“作意”、“幻設”來證明這就是小說“意識之創造”[130]。從曆史筆記來看，它們的作者也逐步形成了一種“以備史官之闕”的意識，即作史的意識，從而提高了它們在史學上的價值。有的研究者認為：
我們可以說唐代是筆記的成熟期，一方麵使小說故事類的筆記增加了文學成分，一方麵使曆史瑣聞類的筆記增加了事實成分，另一方麵又使考據辨證類的筆記走上了獨立發展的路途。這三種筆記的類型，從此就大致穩定下來了。[131]
從史學的觀點來看，上述概括是符合曆史筆記或曆史瑣聞筆記的發展趨勢的，而對有的作品來說，還要做具體分析。
有一點是應當注意到的，即在唐代的筆記發展中，晚唐實為重要的階段，可以認為是筆記勃興的時期。魯迅在《中國小說史略》第10篇《唐之傳奇集及雜俎》中列舉的十餘種書，基本上是晚唐人作品。劉葉秋《曆代筆記概述》論唐代的筆記，所舉“小說故事類”諸例和“曆史瑣聞類”諸例，半數以上亦出於晚唐人之手。晚唐筆記的勃興，對於五代以至於兩宋以後的筆記發展，有直接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