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唐五代時期的史學，在民族史撰述方麵，在有關中外交通和域外情況記載方麵，在佛教史撰述方麵等，都有引人注目的成就。而五代時期撰成的《唐書》和《唐會要》二書，對於記述唐代史事、人物、典製，反映唐代政治興亡、文明盛衰，具有特別重要的價值和意義。
《唐書》200卷（連同子卷，合214卷），含紀20卷、誌30卷、傳150卷。這是五代後晉時最重要的官修史書，始撰於天福六年（941），成書於開運二年（945），上距唐朝之亡（907）僅38年。先後參與編撰的有張昭遠、賈緯、趙熙、鄭受益、李為光、呂琦、尹拙等；始撰時由趙瑩監修，成書時劉昫為監修，由其領銜上奏，故題為“劉昫撰”。其實對此書撰成貢獻突出的是趙瑩、張昭遠、賈緯、趙熙。趙瑩的《論修唐史奏》，對《唐書》的體例、內容、史料搜求、撰述方法提出了具體建議並被采納。賈緯曾“搜訪遺文及耆舊傳說”，撰為《唐朝補遺錄》65卷，以補武宗以下至唐末事。他們二人在定例、補闕方麵，出力尤多。[138]
《唐書》得以在短短的四年中修成，有兩個重要原因。第一，因有唐朝曆代史家不斷撰述而積累起來的《國史》舊文和武宗以前曆朝實錄，作為主要文獻根據，其中包含著唐代數十位以至上百位史家的辛勞。第二，唐代私家關於本朝史的各類撰述，以至文集和奏議，見於《新唐書·藝文誌》著錄的尚存不少，這些書趙瑩等未必都能見到，但他們可以參考其中相當一部分當無疑義。還有一個原因，是五代後梁、後唐、後晉三朝都十分重視唐朝的曆史，後梁、後唐在征集史料方麵做了不少事情，後晉宰臣變更而唐史修撰不輟。可以說，一部《唐書》，凝聚了自令狐德棻至趙瑩等許多代史家的心血。
《唐書》保存了豐富的原始材料，具有很高的文獻價值。它於武宗以前史事，多用唐人所撰《國史》、實錄原本，這難免有未改前諱和稱謂不確之陋，但也避免了後人妄加推測、故作雕飾的種種弊端。《唐書》成書倉促，撰述不精，故傳有重出，人有遺漏，經籍著錄殘缺，唐末帝紀單薄。其中，有的缺陷是可以避免的，有的則是難以克服的，這要做全麵地看待。難能可貴的是，五代政局動**，後晉史臣成此巨帙，使中國曆史上一個盛大皇朝的曆史麵貌得以反映出來，他們對中國史學的貢獻是應當充分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