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史和中外交通史撰述，是這個時期的重要史學成就之一。隋唐時期，人們對於民族關係和民族史的認識，具有超越前人的開闊視野和新的境界。隋煬帝時，裴矩撰《西域圖記》一書，認為隋代是“混一戎夏”、“無隔華夷”的時代；若對少數民族曆史“不有所記，無以表威化之遠也”。這當然還是在宣揚隋朝的強大，但他重視民族史撰述確是出於自覺的要求。裴矩用“尋討書傳，訪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詳眾口”的方法，記西域44國的曆史、地理、社會風俗，並“依其本國服飾儀形，王及庶人，各顯容止，即丹青模寫”；“別造地圖，究其要害。從西頃以去，北海之南，縱橫所亙，將二萬裏”[153]。此書雖已不存，但從這篇序文中仍可看出作者對當時西域各族社會曆史的深入了解。
唐初史家不僅承認少數民族政權曆史為“正史”的內容，而且也撰寫這樣的“正史”，這是他們在民族史撰述上的新貢獻。《晉書》載記對於石勒、慕容廆、慕容德、赫連勃勃等十六國統治人物也都有一些很好的評論。杜佑《通典·邊防典》共16卷，可以看作是當時一部翔實的民族史和域外情況的撰述。杜佑提出的“古之中華，多類今之夷狄”[154]的見解，從文明發展進程上來看待華夷關係，是曆史進化思想在民族關係上的反映。晚唐時期，民族史撰述有所增多，內容主要集中在兩個方麵：一是關於中原與“四夷”的關係史，二是關於少數民族地區的社會曆史。李德裕的《異域歸忠傳》、高少逸的《四夷朝貢錄》屬於前一類著作；後一類著作以關於雲南地區的社會曆史撰述最為突出，主要有韋齊休的《雲南行記》、李德裕的《西南備邊錄》、竇滂的《雲南別錄》和《雲南行記》、徐雲虔的《南詔錄》、盧攜的《雲南事狀》、達奚洪的《雲南風俗錄》、樊綽的《蠻書》（一作《雲南誌》）等。這些書，大多撰於武宗至僖宗年間。這些著作大都亡佚，幸存至今的隻有《蠻書》10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