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關於“天人之際”的看法，關於國家起源和曆史發展動力的看法，都帶有鮮明的批判性。批判“天人感應”論，批判“聖人之意”說，等等，這些批判，如上麵所舉諸文，都是從曆史事實出發所做的理論批判，且具有宏觀的性質和普遍的意義。在柳宗元的著作中，還有一種批判是從具體的史學著作入手的。這種批判，從史學來說則具有直接的意義；但因其涉及的問題是多方麵的，所以同樣具有普遍的意義和理論的價值。這兩種批判在形式上有所不同，在思想上、理論上則是互相聯係、互為補充的。《非國語》就是這後一種批判的代表著作。
隋唐五代時期的史學批評的發展，是史家主體意識增強的又一個突出表現。這時期的史學批評，從史學價值來看，劉知幾的《史通》是傑出的代表；從理論價值與社會意義來看，柳宗元的《非國語》，亦堪為代表。
《非國語》67篇[247]，一般被看作是柳宗元的哲學著作，但它更是一部史學批評著作：評史事，評人物，評史家，評史書編撰，而於其中見作者的思想和旨趣。
柳宗元撰《非國語》，既有理論上的原因，又有社會實踐方麵的考慮。他在《非國語》序中寫道：
左氏《國語》，其文深閎傑異，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說多誣**，不概於聖。餘懼世之學者溺其文采而淪於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堯舜之道，本諸理，作《非國語》。
“本諸理”，這就是從理論上的考慮。他在《非國語》書末跋文中又寫道：
吾乃今知文之可以行於遠也，以彼庸蔽奇怪之語，而黼黻之，金石之，用震曜後世之耳目，而讀者莫之或非，反謂之近經，則知文者可不慎耶？嗚呼！餘黜其不臧，以救世之謬，凡六十七篇。
柳宗元擔心後世讀者不能看出其中錯誤，甚至把它抬高到近於經書的地步；他為了“救世之謬”，而作《非國語》。“救世之謬”，也還是從理論上說的。他撰《非國語》的社會實踐的目的，在他給友人的兩封書信中講得很真切、具體。一是《與呂道州溫論〈非國語〉書》，一是《答吳武陵論〈非國語〉書》。柳宗元在前一封書信的一開始就說：“近世之言理道者眾矣，率由大中而出者鹹無焉。其言本儒術，則迂回茫洋而不知其適；其或切於事，則苛峭刻核，不能從容，卒泥乎大道。甚者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為靈奇，恍惚若化而終不可逐，故道不明於天下，而學者之至少也。”這是指出當時從事政治活動的人缺少正確的治世之道的幾種表現，最嚴重的當是“好怪而妄言，推天引神，以為靈奇”一類的人了。接著他再次講了他對《國語》的看法，最後表示：“苟不悖於聖道，而有以啟明者之慮，則用是罪餘者，雖累百世滋不憾而恧焉。”隻要對世人有所啟迪，他不擔心因《非國語》之作而被加上種種罪名。一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使柳宗元產生了巨大的批判的勇氣。在後一封書信裏，他申述了自己的“以輔時及物為道”的誌向，自永貞事件後這種誌向已無法實現了，“然而輔時及物之道，不可陳於今，則宜垂於後。言而無文則泥，然則文者固不可少耶？”柳宗元是要通過著書來發揮他的“輔時及物之道”的社會影響和曆史影響。他比喻《國語》的危害“是猶用文錦覆陷阱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眾矣”；他撰《非國語》，是“為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這兩封書信，除了繼續講到作者撰《非國語》的理論上的原因外，著重講了在社會實踐方麵的目的和作者的深沉的用心。《非國語》撰於柳宗元被貶永州之後，作者以“身編夷人，名列囚籍”的“罪人”的身份，仍然具有這樣的思想和抱負，實在難能可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