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時期，劉知幾對史學和史學工作的反省，有些問題如關於史家“三長”和“直書”的評論，已明顯地反映出史學家的自覺意識的發展。這種發展到中唐時期又產生了新的變化，即史學家對於自身職責與社會之關係的認識，趨向於更加自覺、更加深刻，且或多或少帶有一些理論性的成分，顯示出史學家自覺意識的增強。
史學家這種自覺意識的增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麵：
第一，“宜守中道，不忘其直。”憲宗元和八年（813），韓愈任史館修撰。有位劉秀才致書韓愈，希望他在曆史撰述方麵做出貢獻，並對前代優秀史家吳兢等給予稱讚。韓愈複書劉秀才，談到他對史學工作的一些看法。其要點是：“凡史氏褒貶大法，《春秋》已備之矣。後之作者，在據事跡實錄，則善惡自見。然此尚非淺陋、偷惰者所能就，況褒貶耶？”他舉孔子、左丘明、司馬遷直至本朝吳兢等為例，認為，“夫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豈可不畏懼而輕為之也？”還有，“傳聞不同，善惡隨人所見，甚者附黨，憎愛不同，巧造語言，鑿空構立；善惡事跡，於今何所承受取信，而可草草作傳記，令傳萬世乎？”[242]等。這是一封情緒低沉的信，其中反映了韓愈對史學與社會之關係上的一些不正確看法。次年正月，韓愈好友柳宗元就此致書韓愈，誠懇地批評了他的這些看法。這就是著名的《與韓愈論史官書》一文。
在這封信中，柳宗元從樸素的唯物觀點出發，批評了“為史者，不有人禍，則有天刑”的看法，而著重闡述了“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的思想。這就是說，堅守中庸的道德標準，但又不可丟掉史學家的正直精神。柳宗元認為：“凡居其位，思直其道。道苟直，雖死不可回也；如回之，莫若亟去其位。”這是從一般任職來說的，它反映了柳宗元的人生態度及其對於仕宦的看法。根據這樣一個基本的認識，柳宗元進而提出：“退之（韓愈字退之）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無以他事自恐。退之之恐，唯在不直、不得中道，刑、禍非所恐也。”意即擔心的不是什麽天刑、人禍，而是放棄正直的精神從而失掉中庸的原則。在柳宗元看來，中道即中庸之道，不是可以不講原則，放棄史學家的公正的立場。否則，“信人口語，每每異辭，日以滋久，則所雲磊磊軒天地者，決心沉沒，且雜亂無可考，非有誌者所忍恣也”[243]。一個有抱負的史學家，怎能容忍唐代那些有重大價值的史事被混淆、被沉沒呢！通觀此書，柳宗元以闡述“宜守中道，不忘其直”的原則，而涉及史學家的德行、勇氣和對於社會的責任心等問題，較多地從理論上反映了史學家強烈的自覺意識。柳宗元是傑出的思想家和文學家，但他撰《非〈國語〉》、《封建論》、《天對》等文，證明他於史學尤其在史論方麵，是有突出的見解的。從這一點來看，他的上述論點亦可視為史學家的一種思想傾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