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唐時期史學家對曆史的反省所取得的收獲和成就，主要表現在紀傳體史書的撰述上；這個時期史學家對史學、史學工作的反省所取得的收獲和成就，則集中地表現在劉知幾的史學活動和他所撰述的《史通》一書之中。中國史學家對於曆史的反省，由來已久，司馬遷的《史記》是這方麵最早的和最有代表性的著作。中國史學家對於史學的反省，如果姑且不考察它的萌芽形態的話，則劉知幾的《史通》乃是這方麵最早的和最有代表性的撰述。司馬遷活動於漢初，劉知幾生活在盛唐，他們都是處在封建社會虎虎有生氣的時代，這使他們能夠在史學上從事總結性的工作並取得傑出的成就。
劉知幾從武則天長安二年（702）起任史職，至去世時止，大部分時間致力於修史，首尾凡20年。主要撰述有：武則天時與朱敬則等撰《唐書》80卷，中宗神龍時與徐堅等撰《武後實錄》，景龍四年（710）撰成《史通》，玄宗開元二年（714）與譜學家柳衝等撰成《姓族係錄》200卷，繼而與史學家吳兢撰成《睿宗實錄》20卷、重修《則天實錄》30卷、《中宗實錄》20卷。以撰述之功，封居巢縣子。
在劉知幾20年的史學活動中，最有意義、最有影響，甚至可以說是中國史學史上樹立了裏程碑的一件事情，就是他撰寫了《史通》一書。
尤其值得提出的是，劉知幾對史學和史學工作的反省，是建立在某種程度的批判精神的基礎上的。這種批判精神，一方麵表現為對於現實的批判，另一方麵表現為對於傳統的批判。他對於現實的批判，集中在對當時修史製度的混亂、史館人員冗雜而多不稱職、史官難以發抒其專長與見解等弊端的揭露上。如：由於史官泛濫，故“每欲記一事，載一言，皆閣筆相視，含毫不斷。故頭白可期，而汗青無日”。由於監修的長官太多，故“十羊九牧，其令難行；一國三公，適從何在？”由於缺少嚴格的修史章法，故“監之者既不指授，修之者又無遵奉，用使爭學苟且，務相推避，坐變炎涼，徒延歲月”[238]。此外，還有史料難求、學風不正等許多弊端。劉知幾對於傳統的批判，集中在對《尚書》所記古代史事的懷疑和對《春秋》書法混亂、體例不純的指摘，其鋒芒所向，雖經典、“聖人”亦不諱言。他批評《尚書》：“《書》之所載，以言為主。至於廢興行事，萬不記一，語其缺略，可勝道哉？！”認為孔子刪定《六經》，其中“飾智矜愚，愛憎由己者多矣”。於是他舉出10個例子，以“訐其疑事”，並得出結論說：遠古之書，“其所錄也，略舉綱維，務存褒諱，尋其終始，隱沒者多”，“其妄甚矣”[239]。他特別指出孔子所作的《春秋》，“尺有所短，寸有所長，其間切磋酬對，頗亦互聞得失”。於是他舉出“未諭”者12例、“虛美”者5例，其中“非所諱而仍諱，謂當恥而無恥，求之折衷，未見其宜”者有之，“國家事無大小，苟涉嫌疑，動稱恥諱，厚誣來世”者有之，“一褒一貶，時有弛張；或沿或革，曾無定體”者有之，“真偽莫分，是非相亂”者有之。而太史公、左丘明、孟子、班固等皆對《春秋》有“虛美”之詞，這是“既欲神其事，故談過其實”[240]。劉知幾的批判精神，不論對現實方麵，還是對傳統方麵，都隻是停留在就事論事的水平上，還遠不是理論的批判，因而帶有明顯的局限性。再說，他的這種批判，就其本質來說，跟儒家的經典和聖人亦無根本相悖之處。但是，這種批判精神卻顯示了一個嚴肅的史學家的本色。他明確申言，他是受了王充《論衡·問孔》篇的影響，目的在於“廣彼舊疑，增其新覺”。這在當時，是需要有相當的勇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