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宋史家的憂患意識，既有史家憂患意識傳統的影響，又有時代情勢的激發，因而顯得十分突出。
北宋立國，積貧積弱，士大夫階層的憂患意識顯得格外凝重。範仲淹在《嶽陽樓記》中，寫出了這種憂患意識的深沉境界，他寫道：
嗟夫！予嚐求古仁人之心，或異二者之為，何哉？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居廟堂之高，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是進亦憂，退亦憂。然則何時而樂耶？其必曰：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7]
這種“進亦憂，退亦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的意識與境界，在當時和後世都有很大的影響，《嶽陽樓記》因此而成為千古不朽的名篇。
王安石是繼範仲淹之後的又一位改革家，他在推行變法之前的一份《上皇帝萬言書》中，分析了當時種種社會矛盾，披露了他的重重憂慮。《萬言書》提出的社會問題是：
北宋史家的憂患意識正是在這樣的條件下生成和發展的。同政治家比較起來，史學家的憂患意識具有更加突出的曆史感，司馬光《曆年圖序》深刻地反映了這種曆史感，他寫道：
臣光拜手稽首曰：臣聞《商書》曰：“與治同道，罔不興；與亂同事，罔不亡。終始慎厥與，惟明明後。”《周書》曰：“我不可不監於有夏，亦不可不監於有商。我不敢知曰：有夏服天命，惟有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祗厥德，乃早墜厥命。我不敢知曰：有商受天命，惟有曆年。我不敢知曰：不其延。惟不祗厥德，乃早墜厥命。”蓋言治亂之道，古今一貫，曆年之期，惟德是視而已。臣性愚學淺，不足以知國家之大體，然竊以簡策所載前世之跡占之，輒敢冒死妄陳一二。……
夫道有失得，故政有治亂；德有高下，故功有大小；才有美惡，故世有興衰。上自生民之初，下逮天地之末，有國家者，雖變化萬端，不外是矣。三王之前，見於《詩》、《書》、《春秋》，愚臣不敢複言。今采戰國以來，至周之顯德，凡小大之國所以治亂興衰之跡，舉其大要，集以為圖。每年為一行，六十行為一重，五重為一卷；其天下離析之時，則置一國之年於上，而以朱書諸國之君及其元年係於其下；從而數諸國之年，則皆可知矣。凡一千三百六十有二年。離為五卷，命曰《曆年圖》，敢再拜稽首，上陳於黼扆之前；庶幾觀聽不勞而聞見甚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知自古以來，治世至寡，亂世至多，得之甚難，失之甚易也。……《易》曰：“君子安不忘危，存不忘亡，治不忘亂。”《周書》曰：“製治於未亂，保邦於未危。”今人有十金之產者，猶知愛之；況為天下富庶治安之主，以承祖宗光大完美之業，嗚呼，可不戒哉！可不慎哉！[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