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史家還從一般的意義上對史家之憂做進一步思考，從而拓展了關於這個問題的理論空間。
蘇轍曾說：“父兄之學，皆以古今成敗得失為議論之要。”[14]蘇洵、蘇軾、蘇轍號稱“三蘇”，以文學名於世，但他們確與史學有密切關係。蘇洵撰有《史論》三篇，他在上篇中寫道：
史何為而作乎？其有憂也。何憂乎？憂小人也。何由知之？以其名知之。楚之史曰《檮杌》；檮杌，四凶之一也。君子不待褒而勸，不待貶而懲，然則史之所懲勸者獨小人耳。仲尼之誌大，故其憂愈大。憂愈大，故其作愈大。是以因史修經，卒之論其效者，必曰“亂臣賊子懼”。由是知史與經皆憂小人而作，其義一也。[15]
通觀全篇，蘇洵主要是闡述他對經與史的關係的見解，但他起首便講到了史家之憂及憂之所在的問題。蘇洵認為，史家之憂是“憂小人”，因為隻有“小人”才需要懲勸，而君子則無須褒貶便能自覺懂得懲勸的。他還以“檮杌”是四凶之一及孔子作《春秋》而“亂臣賊子懼”為根據，來證明他的這個見解。
蘇洵把史家作史的原因歸結為“其有憂”、把憂之所在歸結為“憂小人”的見解，顯然是過於狹隘了。他以楚國國史《檮杌》之名為證，亦甚牽強，一則與晉之《乘》、魯之《春秋》不相符合，二則“檮杌”也是古代傳說中的神名之一。[16]孟子說過“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17]的話，但這並不意味著史書隻是用來懲勸“小人”而與“君子”無關。晉國的韓宣子曾到魯國“觀書於大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18]。孔子本人也讀史書，所以他說“吾猶及史之闕文也”[19]。至於《春秋》，絕不隻是給“亂臣賊子”讀的，正如司馬遷所說，“為人君父”、“為人臣子”者，都“不可以不知《春秋》”、不可以“不通於《春秋》之義”[20]。從司馬遷父子作史的旨趣來看，他們的境界之高、視野之廣，與蘇洵所論確有天壤之別。盡管如此，蘇洵提出了史家之憂的問題還是有意義的；倘若考慮到他所處的時代及其所關注的時勢，對他的上述見解或許就不會過於苛責了。蘇洵在《遠慮》一文中論君臣關係和“社稷之憂”，從另一個方麵透露出了他的憂患之心。他寫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