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曆史撰述的發展來看，唐代史家在通史著作上的多方麵成就和北宋司馬光《資治通鑒》的廣泛影響，無疑會對《通誌》的撰寫有思想上的啟迪和文獻上的借鑒。而《通誌》作為紀傳體即綜合體通史，成就也是多方麵的。首先，《通誌》的問世，是在紀傳體通史撰述上恢複了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的優良傳統；其《總序》對“會通之義”的闡釋，是論說通史撰述之必要性的一篇宏文，是古代史學理論中涉及這方麵問題的傑作，對繼承、發揚中國史學的會通之史有理論上的價值。其次，《資治通鑒》的問世，證明編年體通史撰述的必要性；而《通誌》的問世，證明了在《史記》之後千餘年、斷代的紀傳體史書盛行於世的情況下，紀傳體通史的撰述不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能的。再次，在撰述方法和體例思想方麵，鄭樵提出：“紀傳者，編年紀事之實跡，自有成規，不為智而增，不為愚而減。故於紀傳即其舊文，從而損益。若紀有製詔之辭，傳有書疏之章，入之正書，則據實事；置之別錄，則見類例。”[46]從今天的觀點來看，這是針對文獻浩繁提出了撰述紀傳體通史的方法論。鄭樵的這個撰述思想，後來為章學誠所繼承、闡揚。《通誌》在這三個方麵的成就，是應當肯定的。至於鄭樵認為“古者記事之史謂之誌”，故名其書為《通誌》；“古者紀年別係之書謂之譜”，故“複表為譜”，倒是無可無不可的了。
然而，《通誌》成就之最突出者，還在於它的《二十略》。鄭樵在《總序》中，除闡釋“會通之義”外，主要是對《二十略》做了提綱挈領的說明，他對此自評甚高。鄭樵引用南朝江淹的話“修史之難，無出於誌”，然後說：“誠以誌者，憲章之所係，非老於典故者，不能為也。”這裏說的“誌”，司馬遷稱“書”，班固稱“誌”，蔡邕稱“意”，華嶠稱“典”，張勃稱“錄”，何法盛稱“說”，鄭樵均不采，而獨以“略”稱。他說：“臣今總天下之大學術而條其綱目，名之曰‘略’。凡二十略，百代之憲章，學者之能事，盡於此矣。”《二十略》名稱、卷帙如下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