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誌》是一部紀傳體通史，共200卷，含帝紀18卷、年譜4卷、略52卷、世家3卷、載記8卷、列傳115卷（內有後妃傳2卷，附於帝紀之後；宗室傳8卷，附於同姓世家之後；四夷傳7卷，置於載記之後，其他列傳98卷）。全書記事，起於三皇，迄於隋末，諸略所記下及於唐。其所綜合的6種體例，略由書、誌而來，年譜係年表別稱，世家繼承《史記》，載記采自《晉書》。它是《史記》以後紀傳體通史著作發展的新成果。
《通誌》集中反映出作者以“會通”為主的史學思想。這一方麵表現在本書的結構上即其表述形式上，另一方麵表現在本書的《總序》中，而後者具有理論的形式。《通誌·總序》開宗明義寫道：“百川異趨，必會於海，然後九州無浸**之患；萬國殊途，必通諸夏，然後八荒無壅滯之憂：會通之義大矣哉！自書契以來，立言者雖多，惟仲尼以天縱之聖，故總《詩》、《書》、《禮》、《樂》而會於一手，然後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然後能極古今之變；是以其道光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不能及。”[45]這裏說的“同天下之文”，是從空間上也是從文獻上著眼的；他說的“極古今之變”，則是從時間上亦即曆史進程上著眼的。“會通之義”在學術方麵的含義主要就在於此。當然，他評價孔子為“百世之下不能及”，顯然是過分誇大了。
從“會通之義”來看，在孔子之後，鄭樵隻推重司馬遷一人。認為：“司馬氏世司典籍，工於製作，故能上稽仲尼之意，會《詩》、《書》、《左傳》、《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之言，通黃帝、堯、舜至於秦漢之世，勒成一書……使百代而下，史官不能易其法，學者不能舍其書。六經之後，惟有此作。”他對司馬遷的“會通”之作《史記》，評價也是很高的。不過從鄭樵的觀點來看，他也提出了司馬遷有兩個方麵的“不足”：一是司馬遷所處的時代，使其“得書之路未廣”，“博不足也”；一是司馬遷之對待前人之書，“全用舊文，間以俚語，良由采摭未備，筆削不遑”，“雅不足也”。他的這個批評，可謂得失參半：前者所得多，後者所失亦多。司馬遷自稱“成一家之言”，鄭樵從後者出發，認為司馬遷似還不能“自成一家言”，亦未見中肯。但由此倒是更可看出鄭樵對於“會通”的認識和要求。他在《獻皇帝書》中自謂：“入山之初，結草之日，其心苦矣，其誌遠矣：欲讀古人之書，欲通百家之學，欲討六藝之文，而為羽翼，如此一生，則無遺恨。”這說明他的“會通”思想由來已久，並不斷發展和豐富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