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鄭樵撰《通誌》
司馬遷創紀傳體通史、班固撰紀傳體皇朝史，此後紀傳體史書的撰述受到曆代史家的重視。魏晉南北朝至唐初，斷代的紀傳體史書獲得豐碩成果，但從唐初所修八部正史來看，除在個別問題上，它們已很難有更大的進展。五代及北宋所修幾部正史，大致也屬於這種情況。紀傳體史書還有沒有生命力？它是否還會有新的創造？南宋史家鄭樵所著《通誌》一書，對此做了肯定的回答。
第二階段，從紹興十九年（1149）至紹興二十八年（1158），鄭樵在家鄉一麵繼續著述，一麵從事講學，“從者二百餘人”，被時人稱為夾漈先生。這個時期，是他撰述《通誌》一書最緊張的年月。鄭樵一生的史學活動主要是在紹興年間。他早在紹興初年便已知名，為當時宰相趙鼎、張浚所器重。後經侍講王綸、賀允中向宋高宗推薦，鄭樵在紹興二十八年得到“召對”的機會，“因言班固以來曆代為史之非”。宋高宗很賞識他，說：“聞卿名久矣，敷陳古學，自成一家，何相見之晚耶？”在這次“召對”中，鄭樵奏上他的《修史大例》即《通誌》的撰述計劃，並希望能夠閱讀皇家藏書。但朝廷並沒有重用他，授他右迪功郎、禮兵部架閣之職，這是一個從九品的小官。不久又被他人所劾，改為監潭州（今湖南長沙）南嶽廟，“給劄歸抄所著《通誌》”。鄭樵閱讀皇家秘閣藏書的願望未能實現。自此以後至紹興三十一年（1161），是第三階段，鄭樵撰成《通誌》全書上奏朝廷，並升任樞密院編修官，旋兼攝檢評諸房文字。此時，鄭樵提出一個撰述計劃，請修撰金朝完顏亮正隆年間（1156—1161）的官製，以便同南宋官製做比較，同時再次提出“入秘書省翻閱書籍”的要求，但他的這個目的最終未能達到。紹興三十二年（1162），宋高宗“命以《通誌》進”，然而命下之日，鄭樵已在家鄉病故。